我在体制的日子：别让任何人定义你，包括你的领导
01
我们总是容易被权威者定义。
上学的时候被老师定义，工作的时候，定义就更多了，来自上级对我们的评价，像是一个个标签，贴在领导的办公桌上，便于他分门别类地去选人用人，去管理。
标签化一个人很容易，但去标签化却很难。
特别是在政府单位，一辈子可能都在同一个单位，遇到一个爱贴标签的领导，势必每天工作都如履薄冰，唯恐因为什么事情，导致给领导同事留下什么坏印象。
所以，在单位里，谨言慎行已是生存准则。
俄国小说《小公务员之死》中，记叙了一个小公务员在剧院看戏时不小心冲着一位将军的后背打了一个喷嚏，便疑心自己冒犯了将军，三番五次向将军道歉，最后惹烦了将军，在遭到了将军的呵斥后，竟一命呜呼。
小说有夸张和讽刺，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一进单位，就担心因为自己的某个言行给领导留下坏印象，担心无意中被领导下了不好的定义。
以前，我也曾因为别人的一个眼神，一个评价而战战兢兢，因为别人的一次否定，而自我否定。
但今天，我不再觉得别人可以定义我，只有我自己可以定义自己。
如果有人对我做出评价和定义，我也会想，别人评价的我，是实际上的我，还是只是他眼中的我。
但不被定义的前提是，我们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我们自己可以主持自己的人生。
我知道，对大多少我们而言，拥有不被定义的稳定内核，需要一个过程。
02
我曾经在一次工作中，仓促应战，做过一次会议的主持人。
那次会议规模还挺大，那也是毕业后我第一次做主持人，一来确实没有经验，二来当时整个单位工作氛围都很严肃，所以，我当时还没开始做，就预设了各种困难，非常紧张。
但往往越紧张，动作越容易变形。
记忆中，虽然我也认真准备了，但当时因为紧张，也因为经验缺乏，表现并不算好。
会后，领导甚至当众批评和评价了我，说我主持能力一般。
为此，我黯然神伤了很久，此后我便再没有机会主持那种会议，甚至时间长了，连我自己都认为我不擅长。
长此以往，一些台前的工作，我都不再敢去尝试，领导也认为我性格内敛，天生就适合做幕后工作。
于是，写材料，做接待，种种琐碎工作，我都可以完成得很好，但我好像真如之前领导评价的，不擅长台前工作，慢慢地，很多台前的机会，就主动或被动地避过了我。
03
这种认知持续了很多年，虽然因写材料得到过很多赞誉，但遇到公开场合需要发言，条件反射似的，我便打退堂鼓。
特别是单位严肃的工作环境，犯错动辄可能被扣帽子，已经在我大脑中成为了根深蒂固的自动预警，我不敢做一点超出常规的事情，稳定、稳妥、不出错，成为了我一度的行为准则。
习惯了路径依赖，很多年就这样平滑地过去了。
直到我辞职，或许是阴差阳错，或许是内心仍然想要尝试未知的火苗再次跳出来，我做了老师。
当老师需要台前讲话，面对很多学生，有时候比在原来单位面对的人更多。
最开始，原来那种只要公开讲话就紧张的情绪，依然习惯性地控制着我，但我一遍遍打磨课件，一遍遍地尝试练习，我发现我在讲课的过程中，那些知识好像内化于心，自然而然地就流淌出来了。
我一点也不紧张了，我甚至忘记了紧张。
我在讲台上侃侃而谈，跟学生们互动，跟他们开玩笑，甚至跟他们讲段子，很多人听我讲课，说在台上的我，跟在生活中完全是两个人。
那一刻，我终于突破了自己。
如释重负，我终于摘下了多年以来，领导对我的评价和定义，摘下来我自己对自己的禁锢和束缚，我变得自由。
自由是内心的无拘无束，是我不再给自己设限，是我笃定地认为，只要我想做的，我都可以做到。
自由是从心底升腾起的力量，相比外在给我的定义和限制，内心的高墙，才是最难逾越的，而我已经逾越过那道高墙。
当我在讲台上行云流水地做分享的那一刻，我知道，没有人可以再定义我了。
他们仍然有评价我的自由，但我已经不受他们影响了，我内心有了自己独立的判断和认识。
我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我。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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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免费查看因为我们不知道，谁会因为别人某个武断的定义而否定自己，我们更不知道，因为我们迟一点下的定义，可能会让一个人勇敢地探索他以为的不可能。
我们应该发出光，而不是熄灭光，因为我们不知谁会借此走出黑暗。
来源：安小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