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发地区数字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思考与对策》

关于后发地区数字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思考与对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这是首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明确将数据与劳动、资本、土地等一起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显示区别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以数据驱动的数字经济时代正在逐渐确立。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具有跨地域、跨领域、高渗透等特性，日益成为带动经济发展新的核心力量。对于长三角三省一市而言，特别是其中相对后发地区，如何抢抓数字经济与一体化发展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新机遇，对解决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更高质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创新活跃，是中国数字经济的先发之地，并保持较快发展态势。

从速度与规模来看，20**年，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增速达到18.3%，规模达到8.63万亿元，是珠三角地区的2倍，占全国总量的28%，数字经济占本区域gdp的比重达到了41%。从省域看，20**年，江苏、浙江的数字经济分别超过3万亿元、2万亿元，上海则超过1万亿元，安徽则近1万亿元；增速均在15%以上，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

从政策举措来看，各省市陆续出台数字经济相关政策，积极推进数字经济持续发展。20**年6月，《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发布，共同打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高地。

20**年，江苏省出台《新一代智能产业发展实施意见》。浙江提出把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来抓，制定《浙江省数字经济五年倍增计划（20**-2022）》，出台多项举措推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两化融合发展。安徽则相继出台《关于印发支持数字经济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关于加快建设“数字江淮”的指导意见》等文件。20**年10月，上海市发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突出表现和原因分析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但省际和省域内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后发地区与发达地区在数字经济规模、数字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渗透度以及数字人才等方面差距较大。

从省域数字经济规模来看，20**年，长三角三省一市数字经济总体规模较大，且与gdp占比相对较高，但不同地区间存在显著差距。上海数字经济已占主导地位，占比超过50%，浙江、江苏已超过40%，安徽数字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且占比不到30%。

从城市数字经济指数来看，根据21世纪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长三角数字经济指数报告》，长三角城市在数字经济不同领域各有所长，但综合发展程度相差较大。在被评估的27个城市中，数字经济指数70分以上有2个城市，第一名是杭州市83分，第二名上海市74分；50分至70分的共6个城市，浙江、江苏、安徽分别有3个、2个、1个；最低分段40分以下的共12个城市，浙江、江苏、安徽分别有1个、4个、7个。从指数分值和城市数量可见，上海、浙江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江苏苏北地区、安徽绝大部分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与浙江相比较，江苏苏中、苏北各市数字经济指数与其经济地位或gdp位序并不完全正相关。从数字人才分布来看，上海优势较为明显，人才综合竞争力强，分布比较均衡，浙江、江苏数字人才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苏州、南京、无锡等主要城市，安徽数字人才数量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合肥市。从行业看，长三角地区数字人才在ict（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和制造业占比较高，在零售、娱乐、交通物流、房地产、建筑等行业较低。

对于后发地区而言，制约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主要体现在认识不足、数据壁垒、措施不力、人才缺乏等方面：

突出发展工业互联网，助推产生龙头标杆平台企业。平台型企业与独角兽企业已成为企业生态与创新的代表，未来的超大型公司一定是从这两类企业中诞生。当今数字经济发展重点已由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在消费互联网领域，与浙江相比，上海、江苏、安徽明显缺少平台型龙头标杆企业，地区带动效应不强，很难为独角兽企业提供孵化平台。新一轮数字经济是以数字为基础的新实体经济，江苏等省份制造业规模优势明显，发展以工业互联网为重点的产业互联网潜力巨大，需要抢抓这一难得的新机遇，推动形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

先做“盆景”，再造“风景”，以试验区示范区带动全域发展。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对于后发地区而言，需要借鉴学习先发地区的先进经验，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先行打造数字经济“试验区”“示范区”，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盆景”，待时机和条件成熟时，再“由点到面”推广到其他地区和领域，形成数字经济全域发展的“风景”。从全国范围来看，《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于20**年10月20日在浙江乌镇发布，确定浙江、河北（雄安新区）、福建、广东、重庆市、四川等6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以“南北挂钩”“技术飞地”等形式，探索创新区域合作发展新模式。长三角一些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主要原因是缺少人才、技术和资金的支持。后发地区应大胆创新，主动出击，探索“南北挂钩”“技术飞地”等数字经济区域合作发展新模式，向上海、杭州、南京等先发地区寻求帮助或合作。在合作中，应坚持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确保合作持续高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数字经济本质的体现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