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现状及改革政策

浅谈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摘要】

随着《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的出台,中国新一轮教育改革渐渐走上前台。而中国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国家,教育问题随着教育规模的发展也越来越严峻了,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密切关注中国教育改革的进程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改革。

【关键词】

中国高等教育教育改革《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

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前瞻

当今社会高等教育变得十分普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少进展,特别是高校扩招以来,大大增加了人们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利于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促进了整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刚要》(2010-2020)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但就目前的水平而言,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的路还很遥远。原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说:“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因为按照许院士的话,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有从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国际知名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做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1]

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各项事业改革的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成为高等教育各项改革的关键。改革的总目标是:理顺政府、社会和高校之间的关系,建立和完善政府统筹规划和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新体制。经过几年的努力,高等教育在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乃至高校内部的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在199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之后,2000年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又行合并,组建新的北京大学。2000年初,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高等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意见》,提出,从2000年起,用3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实现高等学校后勤社会化。

三、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是学生生活后勤改革。在对新建的学生宿舍及其他后勤服务设施的资金投入方面,应坚持主要依靠并充分利用社会的力量和资金的方针;中央和省、市人民政府,还应区别情况,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所有学生宿舍及其他后勤服务设施,均要采用新机制经营、管理。在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方面,也已经迈出了较大步伐。现在全国所有高校招生均实行“并轨”改革,即所有新生不再分为国家的任务和调节性计划两大类,都按同一类录取,并且缴纳学费。学校为贫困生提供贷学金。在学生就业方面,随着劳动人事制度的完善,目前主要实行“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的就业办法。并将逐步实行除定向招生和享受定向或专项奖学金的学生,按规定方向或合同就业外,其他毕业生基本实行在国家政策指导下自主就业的制度。研究生教育得到空前发展。[2]

四、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路径

中国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很大距离,那么必须走出自己的改革步伐才能紧跟上世界的潮流和趋势尤其是应该步入现代大学制度的行列中。西方的现代大学制度产生于11世纪的教会学校,成熟于13世纪。而中国的现代大学的建立以1928年的国立清华大学的建立为标志,尽管起步很晚,但是起点很高。因为其从开始之处就与西方大学的根源一致,那就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原则。而1949年之后,尤其是从1952年的院系调整之后,中国大学便慢慢剥离掉现代大学的内容和形式。尽管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大学还远远没有世界一流,或者说水平相去甚远。所以,必须在当前的情况下努力找寻出高等教育改革的路径,在众多的路径中探索可行的选择。

路径一。西南联大模式。西南联大,是西南联合大学的简称。这是一所与抗战共存亡的学校,历时八年多。它的存在具有时效性但也具有借鉴意义。原因之一就是现在很多教育学者谈论和探讨的话题,这说明其存在的意义影响深远。这所学校在当时和现在来说都是成功的,尽管它是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的。但没有一个校长,只有三个原来的校长作为委员,他们分别是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

西南联大的成功来源于其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吻合[3]。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是其两个基本特征。据当时的政论周刊《观察》评价其为“民主传统,宽容精神”。这些也得益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社会制度对于学校的约束不是很严密。再者,就是教授群体的庞大,陈寅恪、朱自清、刘文典、钱锺书、费孝通、潘光旦等等当时的大师级人物汇聚在西南联大。这个教授群体教育出来的学生既有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自然科学家,也有何柄棣、王浩这样的社会科学家,更有如殷海光这样的具有自由气质的思想家。西南联大的成功具有时效性,历史

不能重演。但其成功的精髓值得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借鉴,但不会成为一种可行的路径选择。

路径二:c9高校联盟模式。据10月1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内9所顶尖大学的校长们在10月10日至12日齐聚复旦大学,参加他们一年一度的联谊会。不仅是老友间的叙旧,他们更为一项重大的使命而来。在民众普遍对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不甚满意的情况下,校长们此次探讨一个雄心勃勃的话题: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

本次联谊会提出了中国大学的“中国模式”,但存在与否存在质疑。这就所学校都是211工程院校和首批“985”建设高校。但无论如何都是体制内的大学,这九所大学的联名希望走出当年的西南联大的气候是不可能的。这九所高校尽管占据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大头,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但是按照现实的眼光来看,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钱学森之问”的难题。不过,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可以探索的一条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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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3]谢泳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