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探讨》

新冠肺炎疫情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探讨

摘要。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命安全，对生产生活、国际贸易、公共卫生、国际交往等领域造成极大的破坏。我国区域经济遭受这次疫情的严重冲击，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受疫情影响最大，服务业占比较高、产业链较为发达或外贸规模较大的省份受疫情影响更为明显，疫情也增大了贫困地区如期脱贫的难度。疫情对我国区域经济未来发展影响既有机遇，又存在重大的挑战。中央和地方政府应积极采取应对策略，才能化危为机，克服疫情，尽快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秩序。

关键词：新冠肺炎;区域经济;湖北省;外贸大省;脱贫攻坚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快速蔓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目前，世界各国政策制定者正面临着疫情防控与恢复经济的两难抉择［1］。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其他国家经贸往来非常密切，即使在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仍然面对着“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较大压力。并且，我国出现了短期性的经济衰退，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较去年同期下降了6.8%。在国内外极为不利的形势下，我国区域经济遭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今年第一季度都出现了经济负增长，绝大多数行业企业因疫情冲击而业务收入明显下降，中小微企业受影响较大。但疫情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也不会严重影响到就业［2］，疫情过后经济复苏与各地经济韧性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发达地区经济往往恢复得更快一些［3］。同时，这次疫情也是对我国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一次严峻考验。祝坤福等学者初步判断，疫情无疑将加快我国产业链外移的风险［4］，不过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5］。不过，反过头来看，疫情虽是人类目前正在面对的一次重大危机，但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爆发期，疫情可能将成为我国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契机［6］。随着疫情从应急防控转为常态化防控，我国各地经济运行将逐步恢复，但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不同省份或行业恢复状况则会出现冷热不均的特点。从防控效果看，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速度，并彰显了制度优势。当然，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国外肆虐蔓延，外部环境的不确定风险增大，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冲击和影响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将对今年高质量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全面决胜脱贫攻坚战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因而，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时果断采取应对策略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比较紧迫的。

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的特点

在科学家们看来，新型冠状病毒与saＲs、meＲs相比，具有更强的传染性，更多的传播途径，更大范围的易感人群，因而，控制疫情的难度较大、付出代价更高。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所以能够这么大范围的扩散蔓延，与各国防控力度不一、不同步、不衔接是紧密相关的。从具体的事实看，现阶段，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疫情扩散速度快、影响范围广。诸多的研究成果表明，新型冠状病毒具有非常强的传播力，并随着全球人口流动而迅速蔓延开来。在疫情流行的早期，美国、日本、法国等国政府就采取了取消或减少本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措施，但并没有对跨国人口流动进行追踪。而研究表明，流动人口追踪是非常重要的，即便是采用脸书的朋友圈构建的社会网络指数也能够较好预测到疫情的趋势［7］。正是许多国家对世界卫生组织（who）多次发布的警告重视不够，才使得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大流行。纽约这个全球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如今却成了全球疫情的“重灾区”，城市公共卫生体系在疫情中显得不堪一击，非常脆弱。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被学者视为继1918年“大流感”之后人类面临最大的疾病挑战。第二，疫情再次爆发的风险非常高。由于各国政府和居民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知和应对策略存在显著的差异，许多国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无视世界卫生组织的警告，在疫情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重启经济，放松限制措施，这些做法增加了疫情再度爆发的风险。由于防控疫情与重启经济之间关系不容易平衡，加之，人类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知比较有限，抗病毒的特效药和疫苗还没有诞生，所以，各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重启工作可能出现“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恶性循环。第三，疫情倒逼相关领域的科技进步。每一次人类遭受重大灾难的时刻往往是科技创新的爆发之时，这是一种基于解决问题导向的倒逼式创新。在这次疫情快速蔓延的时候，还是有不少的科技企业在抗击疫情中找到了新的增长点，特别是互联网、生物科技等行业企业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在抗疫中大显身手，进而催生出了居家办公、无接触配送等新兴业态，以及带动了与新冠肺炎相关的就诊、防护、康护、疫苗等业态发展。而且，在这次疫情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尽快实施“+互联网”才是应对和最终摆脱危机的有力“法宝”。第四，疫情重创了全球的公共卫生体系。在这次疫情中，许多国家都存在“一罩难求”“一床难求”的现象，并不同程度陷入了公共卫生危机。不能及时进行救治和缺少必要医疗防护物资导致了更多的患者贻误了最佳救治时间，也让很多的医护人员不幸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次疫情中充分发挥了国际协调、援助、信息共享等作用，但仍然无法挽回许多患者的生命。这次疫情不仅让许多国家清醒认识到加强防疫物资储备的极端重要性，还让它们意识到国际合作抗疫的重要意义。第五，疫情与政情、舆情的相互叠加加重了全球经济衰退。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无论是像西方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的南亚或非洲国家都显得猝不及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些国家领导人甚至刻意隐瞒疫情的严重性，向公众发出错误的信息;有些国家为了“保经济”而千方百计捂住疫情，控制舆情，用拖延时间的方式消极应对，从而引发了更加严重的经济衰退。由于此次疫情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百年一遇的重大灾难，所以各国都很难独善其身，那些消极防疫的国家，不仅伤害了自己，也拖累了其他国家。事实表明，虚假信息误导公众，是造成疫情快速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严重干扰了市场正常运行。鉴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已是人类当前正在遭受的一次重大危机，其破坏力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蔓延范围之广是历史上罕见的。疫情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对我国区域经济也带来了全面的冲击。

今后一段时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继续蔓延将使得我国区域经济未来发展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而辩证地去看待疫情则是当前积极应对危机的理性选择，只有看清楚“危中有机”，才能准确把握住疫情带来的有利机遇，也才能有效克服困难挑战。从既有研究看，这次疫情可能带来的契机或机遇主要是：第一，倒逼各地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疫情的冲击下，我国绝大多数省份今年第一季度都出现了负增长，经济下滑无疑加大了地方经济下行的压力。为了对冲疫情冲击，各地政府只有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才是尽快实现复苏、“危中寻机”的根本之策。在实践中，我国各地政府在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帮助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等方面确实采取了灵活应对策略，招数之多、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事实表明，通过互联网赋能可以增加广大中小微企业生存的希望，也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第二，加速新技术的投资和应用。无疑，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是我国各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重要抓手，基于信息网络设施为基础的5g、人工智能等领域投资将是“十四五”产业发展的“新风口”。在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我国各地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新型基础设施对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历史发展经验表明，对于具体省份而言，基础设施投入越大、建设越快，投资环境改善越明显。对于我国这样人口和经济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基础设施存在明显的外部性，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优势。从这个视角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爆点”，也可让经济欠发达的省份找到“换道超车”的机会。第三，新兴业态快速孕育成长。居家办公、在线教育、直播销售、无接触配送等新兴业态在这次疫情中表现抢眼，增速很快，深受市场认可。虽然这些业态在过去一段时间就已经存在，而这次爆发式增长则借助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使其应用如虎添翼，丰富了用户的体验，也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受教育方式。从这些业态的逆势增长趋势看，新一代互联网深度渗透到了其他产业，并颠覆了传统的消费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生活习惯。当然，这些新兴业态的兴起将使得中心城市更具有发展后劲，更容易占据未来产业发展的高点。然而，疫情可能对经济产生长期的影响，进而对区域发展产生持久性冲击。历史的偶然性事件对区域长期发展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10］，极有可能改变一个国家区域格局的长期走向。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通过对这次疫情的观察而形成了一个基本判断：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经济秩序。［11］毋庸置疑，这种趋势不仅会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收缩，还会降低全球生产体系运行效率，必将对我国区域经济未来发展产生一系列的重大挑战或困难。第一，全球经济陷入短期衰退。目前，全球性经济衰退已经显现，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受到不同程度冲击，今年经济负增长将成为多数国家普遍的现象，这意味着全球市场需求陷入萎缩。我国东部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受疫情冲击深度将更深、时间跨度更长。并且，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因素更多，风险更大，强力的刺激性政策效果可能大打折扣。发达经济体之间及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博弈，无形中增加了全球复苏的阻力。外部需求疲软甚至急剧萎缩将冲击我国各地对外出口，特别是外贸大省受到的影响更大。第二，“逆全球化”借疫兴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约翰•格雷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标志着全球化鼎盛时代的结束，严格的边境管控将重新成为全球格局的持久特征。［12］疫情后，全球化将出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挑起“再工业化”和单边主义战略。这些国家暗地策划“去中国化”行动，推动本国企业从中国撤资，将生产基地转移回国或东南亚国家，以此削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势。同时，这些国家还可能利用贸易摩擦、外资审查等手段限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活动。“逆全球化”现象一旦成风，将对我国区域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我国相当多的企业对外贸易和投资活动将受到较大的限制，加速“去工业化”将影响我国制造能力。另一方面，在母国政府的干预下，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的顾虑更多，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增长势头将有所减弱。第三，地区分割现象升温。疫情之后，全国各地都在加大投资，鼓励企业复工复产，弥补之前经济增长的缺口，然而，为了完成经济增长目标，有些地方政府可能采取一些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如，优先采购本地企业生产的产品，采用定向补助政策鼓励本地居民购买本地生产的汽车等。又如，为了帮助本地企业平稳渡过危机，有些地方可能采取一些措施限制外地同类品牌产品在本地销售的做法。显然，在疫情冲击下，政府都极力推出政策组合拳来对冲经济短期急速下滑，但政府性救急资金或政策却往往是低效、有偏的［13］。第四，社会创伤短期内很难治愈。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是这次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震中”，患者规模较大，这个群体将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很难正常融入社会。并且，来自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的人群容易遭受“贴标签”歧视。更令人担忧的是，受这次疫情的影响，外来投资者到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的投资意愿明显下降，外地企业不愿意接纳湖北省特别是武汉籍人员就业。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对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经济发展产生持久性的负面影响。

四、应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策略选择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区域经济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各地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并不多见的现象。为了摆脱危机，尽快恢复经济，从中央到地方都应积极采取精准有效的应对策略。第一，建立“稳供给、扩内需、保就业、促投资、稳外贸”的联动机制。为了对冲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中央有关部门应采取减税降费、缓缴社保费用、精准放贷等措施帮助企业稳岗复工，鼓励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与员工签订短期性的灵活用工协议，引导有关企业试点共享用工模式。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制定鼓励消费政策，通过派送消费券、发放消费补贴、鼓励按揭消费等政策引导城乡居民积极消费，加大政府采购等公共消费，把拉动消费作为现阶段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地要挖掘就业潜力，设立一些公益岗位，吸纳失业人员再就业，鼓励失业人员利用自身特长创业就业。中央有关部门要研究实施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行动，在“三支一扶”、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等领域设立特岗，吸纳高校毕业生。各地应抓住时机，把老旧小区改造、县城改造、城际铁路建设和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作为扩大投资的四个重点领域，通过有效投资来稳供给、扩内需。在稳外贸方面，外贸大省要支持外贸企业转内销，鼓励大型电商企业与外贸企业合作开辟销售渠道，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开拓新兴市场。第二，打造中西部地区新增长极或接续增长点。要依托中西部区域性中心城市、省会城市形成一批具有战略支撑作用的增长极。在继续做好规划统筹、交通一体化、产业布局协调等方面工作的基础上，更应该因地制宜探索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特别是建立与协同发展相适应的区域治理体系，包括组织机构、统筹协调机制、利益分享机制、责任共担机制等，同时，中央也要在这些地方优先布局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设立一些国家重大政策平台，强化增长极综合效应发挥。另一方面，中央要支持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宜昌－万州、芜湖－马鞍山－南京、蒙晋冀长城金三角（乌兰察布－大同－张家口）等省际交流密切、区域功能相对完整、毗邻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省际交界地区发展，打造一些区域性接续增长点。此外，中央要加快实施沿边开放战略，提升内陆口岸发展功能，按照地市级城市规划标准进行设计和建设，适当超前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因地制宜建设铁路、支线机场等基础设施，提高产业和人口集聚力。第三，全力支持湖北省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秩序。中央应加大对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适当增加湖北省今年新增地方债规模，对湖北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加大专项再贷款资金投放规模。中央财政优先安排预算内资金保障湖北省公共卫生项目建设，满足疫情防控需要。引导地方商业银行在确保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的基础上，加大对受疫情严重冲击的行业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中央有关部门应研究湖北省中小微企业享受为期一年的税收减免政策，减轻企业的生存压力。各地应加大查处有关企业针对湖北籍人员就业、居住、出行等领域的歧视性行为，举一反三。有关部门应组织中央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针对湖北省开展就业招聘行动，帮助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失业人员就业，农民工就业等问题。第四，扎实做好常态化防控期间的脱贫攻坚工作。中央要继续加大对“三区三州”脱贫攻坚的投入力度，各级政府要做实做细有关脱贫工作，确保如期脱贫。地方政府要做好贫困地区农民工外出务工就业工作，与有关地方做好疫情期间用工对接，有序组织贫困地区农民工外出集中赴岗就业，通过外出务工增加贫困家庭收入。各地应研究解决因疫返贫、因疫致贫等问题，按照分类、精准施策要求稳妥帮助贫困家庭增加收入。有关地方应研究疫情冲击下扶贫车间停产减产、扶贫产业销售不畅等问题，要引导产业转产转型，提高扶贫产业应对风险能力。各地应联手电商平台、直播平台等合作伙伴开展公益性的消费扶贫活动，扩大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销售，解决贫困地区优势产品“卖难”问题。第五，大规模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各地应按照中央的有关部署，坚持因地制宜、适当超前、发展服务产业的原则，加快建设面向未来的城市大脑、数据中心等数字化信息基础设施，特别是5g、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物联网等支撑新兴产业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中央有关部门要继续深化投资审批改革，下放项目的审批权限，鼓励地方政府与互联网企业、移动运营商等企业合作建设5g应用场景，有针对性向本地企业推广使用新技术的应用，开发更多新技术产业化应用的结合点，催生一批具有前瞻性、引领性、自主性的科技企业。各地应针对疫情催生出来的居家办公、在线教育、直播营销、无接触配送等新兴业态加大支持力度，鼓励有关企业针对常态化防控需要继续升级业态，丰富产品种类。第六，加强组织领导。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应加强对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的经济运行调度，研究解决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区域经济冲击的一些突出问题，加大支持湖北省抓防控、稳增长、保民生，支持外贸企业转型升级，深化脱贫攻坚工作，加大重点领域的投资，灵活高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打好政策组合拳，防止“脱实向虚”、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反弹。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加强跟踪分析疫情对各地经济运行的影响，针对各地疫情形势制定差别化的支持政策，避免一些省份发生区域性、系统性的经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