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周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启示》

改革开放30周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启示

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四人帮”被粉碎，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他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希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从此峰回路转，迎来一个重大转机。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却抛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坚决维护”、“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意味着我们党过去所犯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都不可能得到彻底纠正。而且，当时的现实情况也令人十分担忧：“文革”虽结束但各项工作持续徘徊，“天安门事件”得不到平反，连清查“四人帮”时也不忘提出继续“批邓”。这一切引起了党内外群众的极大不满。“两个凡是”成为套在人民头上的紧箍咒，成为妨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不破除“两个凡是”，党没有希望，社会主义没有希望，中国没有希望。于是一场针对“两个凡是”的大讨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场讨论之所以选择“真理标准”这个哲学命题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是因为“两个凡是”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重挑战。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任何一种认识，包括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决策和指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其是否正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石。而“两个凡是”实际上把毛泽东同志的决策和指示当作了真理标准，它无需接受实践的检验，相反，实践倒要受到它的裁定。这就完全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弄颠倒了。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真理，但真理和真理标准不是一回事，真理是正确的认识，真理标准则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依据，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说毛泽东思想不是真理标准，丝毫也没有否定它对实践所起的伟大指导作用。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真理标准，表面上是对它的尊重，实际上却是对它的歪曲和损害。

真理标准虽是一个哲学问题，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决不只是一场理论是非之争。它关系到我们党应当执行一条什么样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是一切从本本出发；它也关系到我国的社会主义今后将怎样发展，是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道路继续走下去，还是弃旧图新，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远远超出理论本身的范围。

在讨论中，《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耀邦同志主持下的中央党校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引导这场讨论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是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是他最早在党内批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他明确地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也是他指引这场讨论既批评了“两个凡是”又维护了毛泽东思想，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它使人们从迷信盛行、思想僵化的状态下解脱了出来，使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并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成果。在这条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党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这两大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战略决策，从此，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虽已过去了30年，但它在当时所引起的思想震撼，使人至今记忆犹新，这说明一次大的思想解放确实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在新时期，我们一定要用好这个法宝，而要用好它，就必须正确认识它。

首先要认识到解放思想不能和实事求是相脱离，二者是统一的整体。邓小平同志说得很清楚：“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应一以贯之。不解放思想，教条主义盛行，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离开实事求是，脱离实际，脱离亿万群众创造性的实践，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可见，解放思想决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有人把解放思想归结为一个“破”字，这种认识不全面。照这种说法，只有破是解放思想，立就不是。其实，只要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无论是破还是立，都是思想解放的表现。我们既要有摧毁旧事物的勇气，也要有创造和发展新事物的勇气，两者都是解放思想所必需的。

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既有大破，也有大立。我们破除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并逐渐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正在扬弃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资源消耗严重、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向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纠正了片面强调发展速度的不正确观点，确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破旧和立新相统一的过程。改革开放不能没有破，更不能没有立。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立，就是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的理论创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前，解放思想的首要任务，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破其所该破，立其所该立，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其次要认识到解放思想不能和解决问题相脱离，二者也是统一的整体。邓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他指出，思想解放不能停留在讲现成话、讲空话上，而是要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对我们理解解放思想同样十分重要。现在，解放思想是一个热门话题，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谈论，但关键是要把功夫用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因为口头上谈论解放思想易，而扎扎实实地解决实际问题难。而且，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解放思想，又怎能算得上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呢。毛泽东同志多年前就曾说过：“实践出真知。”因为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知道问题的所在，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获得真知，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体现，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也是解放思想的必由之路。与其关在书斋和办公室里冥思苦想地探寻解放思想的门径，不如到实际中去，听一听群众的呼声，也许打开解放思想之锁的钥匙就在其中。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切工作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结点。解放思想对于我们党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通过解放思想，能够切实推进工作，真正解决问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离开这个基点，所谓的解放思想，就成了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

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把解放思想和解决问题结合起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就是今天我们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最好的纪念。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邢贲思

第二篇：改革开放30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与启示30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其强大的政治震撼力载入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史册。30年后的今天，回顾这场大讨论，仍深深感受它的历史厚重。中国的改革虽然已经进入新的转折期，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留下的思想遗产，依然光彩夺目，为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指导创新实践。

“伟大革命”的历史开端。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了此文，当天新华社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从而掀起了全国性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冲破了“左”的错误束缚，打碎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是五四运动以来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大讨论的基础上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结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从此，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开始了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伟大革命”。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既不是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否定，也不是对旧体制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对我国经济政治体制和机制的弊端进行革命性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真理标准大讨论冲击了对社会主义的扭曲认识和僵化思想，冲击了习惯于“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的主观唯心主义，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而且始终是引领改革开放、推进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着力点。

回顾30年历史，可以说，没有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的突破，就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30年来，我们党形成并确立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就其逻辑演进程序而言，完全是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起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并且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实践性是其最鲜明特征。实践的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逻辑主线，是中国改革开放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改革方法论的坚实基础。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以科学的方法论做支撑的。这个方法论就是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深入党心、民心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虽然没有产生新的思想，但是，却使人们的思想拨乱反正，重新回归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实践方法论有了深刻的认识。大讨论使人们在大是大非面前自觉或不自觉地坚持用实践的观点分析问题，用实践的标准衡量是非。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以及后来的“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等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形成，不仅依据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而且也是尊重群众在实践中的首创精神、集中全党智慧、正确地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产物。30年的历程证明，只有立足于历史的实践，着眼于新的实践，才能产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巨大理论勇气，才能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30年奋斗，30年拼搏，我们党和人民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在探求真理，认识真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方面，也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启示一。思想的束缚是最大的束缚，只有思想大解放，生产力才能大发展。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形成的精神，就是勇于冲破陈旧观念和习惯势力束缚的创新精神，就是敢于解放思想的大无畏精神。这是历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要继续推进改革，就必须发扬真理标准大讨论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冲破所有束缚。实践永无止境，发展永无终点，旧的思想僵化解决了，新的思想僵化还会出现，因而，解放思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思想的束缚是最大的束缚，思想的解放是最大的解放。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可能有体制、机制的解放。可以说，每一次时代的大变革、社会的大进步，首先是一场思想的大解放、观念的大更新。我们只有不断适应实践的深化，敢想、敢试、敢冒、敢闯、敢干，勇于冲破思想、体制、机制的束缚，才能不断解放生产力，才能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永葆生机和活力。

启示二。深刻认识国情，牢牢把握国情，坚持一切从国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形成的共识。这一共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发展虽然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但是，如何科学地认识国情，依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课题。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国情也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仅要立足于当今的国情，也要考虑以往的国情和未来的国情；不仅要洞悉国内，也要放眼世界。就国内而言，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国力日益强盛，矛盾日益突出。从国际上看，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紧密，突发事件的“蝴蝶效应”越来越明显，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十七大报告做出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定位，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我国国情所作的总体性、根本性判断。在准确把握国情的宏观定位前提下，我们还必须从中观和微观层面深刻认识和牢牢把握国情，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清醒头脑，登高立足，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启示三。群众的利益是最大的利益，群众的需求是最大的需求，群众是改革的真正主体。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像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样的思想解放运动，绝不是理论家或政治家们主观随意的行为，也不是单纯的两种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而是客观社会矛盾运动的外部反映。这场大讨论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是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反之，失党心，失民心，即使一些人手中握有大权，最后还是要被历史淘汰。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群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体，是创造一切社会财富的主体，也是社会需求的主体，因此，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坚持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基本原则。过去，我们党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今后，我们党要谱写更加壮丽的篇章，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还必须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是一条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

（作者系省委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

第三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与解放思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与解放思想

作者：王巍

时间：2014-09-2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发表时，邓小平没有注意到。后来他听说有人对这篇文章攻击得很厉害，就找来认真阅读。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央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邓小平是最早站出来明确表态的。

“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的紧迫性问题是贫穷落后。邓小平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因而，大力发展经济，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是“文革”结束之后新一轮现代化建设中最突出的关注点。

要解决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第二步，破除“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思想解放，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真理标准讨论确实是决定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思想理论斗争，是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正如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特约评论员文章起风波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新华社于当天转发了这篇文章的全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于5月12日转发了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各方关注，成了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导火索。

这篇重要文章的原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后经过中央党校孙长江、吴江等多人的多次修改，最后由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审定，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5月11日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文章分四个部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提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

许多干部群众和理论工作者都赞成文章的观点，并要求按“实践标准”去处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但也有一些人不赞成或不接受文章的观点，而坚持“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人更是立即出来加以反对，并施加很大压力。

5月12日，当时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成员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作了激烈的批评。5月13日，《红旗》杂志的主编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说新华社转发此文是错误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5月17日，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点名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他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5月18日，这位副主席召集中宣部和《红旗》杂志负责人谈话，批评《人民日报》很“不慎重”，要求中宣部把好关。

面对来自“两个凡是”派的指责，胡耀邦等人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随高压而来的是理论界一片鸦雀无声。这样下去，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会面临夭折的危险。

邓小平给予这次讨论有力支持

与指责和批评相反的是，邓小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给予了坚决有力的支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发表时，邓小平没有注意到。后来他听说有人对这篇文章攻击得很厉害，就找来认真阅读。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央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邓小平是最早站出来明确表态的。

5月30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几位负责人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内容的问题时，明确提出要着重讲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说：我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着重讲第一个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他还有针对性地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的不一样，和华主席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重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思索这场讨论对今天中国发展的意义，我们必须继续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用实践来检验真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么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今年年初，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重新又吹起了思想解放的号角。这次思想解放让人联想到了以前两次思想解放所带来的国家的飞跃。在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人开始怀疑改革的合法性并且准备重回老路时，这次思想解放给人的一个信念是，改革中存在不问题并非是改革除了问题，而是改革不彻底，要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继续改革。继续改革面临的除了思想的束缚之外，最重要的是来自既定利益格局的限制，《中国新闻周刊》就曾发文指出“这次思想解放与前两次最大的不同不是观念问题，而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机制的创新”，“思想解放的最大阻力显然只会来自既得利益者而不是群众”。

可以肯定的是，真理标准的讨论将继续引导我们解放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