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锡伯族的民俗文化》

我所认识的锡伯族的民俗文化

正确认识民俗文化

正确认识民俗文化乌丙安

民俗文化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无所不有，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民族民俗文化的优秀遗产，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现在中国已经是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签约国，也是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功率最高、批准项目数量最多的国家。近年来，中国民俗学界也提出，中国民俗文化大复兴的年代来到了，从口头文学、音乐、舞蹈到戏剧，还有其他民俗文化表现形式，要重新把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珍藏多年的文化瑰宝抢救出来，包括那些曾经被人们忽视的文化。

事实证明，中国优秀的民俗文化遗产，在历史上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壮大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为现代人留下了很多宝贵财富。中国的民俗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多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保持了文化多样性的鲜明特色，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民俗文化传统正是当代文化走向大繁荣的根脉，只有根深才能叶茂。我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巨大文化工程就充分证实了这种深远的影响。

民俗学科的“出路”

民俗文化连同研究它的民俗学在上世纪经历了漫长的“休眠时期”，所幸还有顾颉刚、常惠、容肇祖、江绍原、杨坤、杨成志和钟敬文等老一辈民俗学家不遗余力地扛起重建民俗学的大旗，也取得了众多具有奠基性的成果。但直到20世纪末，与其他相邻近的人文学科比较起来，在兴旺发达的社会学、民族学的映衬下，民俗学的客观影响依然微弱，学术地位照例偏低，它在社会学科全面发展的热烈氛围中依然遭受冷落。

本世纪初，从国际到国内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是民俗学真正复苏与崛起的升温热点。下一步，已经热起来的中国民俗学和民俗学人该如何用自身的“消耗功”，来实现把热量传给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过程，就成了目前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当前民俗学升温的切入点似乎应是加强应用研究，优先结合实际加强民俗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研究，丰富并完善高水平的“中国应用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最直接的学科任务就是尽快建立一整套保护民俗文化遗产的应用理论和操作方法，丰富当代民俗学多样化的分支学科建设。

民俗学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契合点，但两者之间也存在重要差异。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文化的关系来看，非遗保护工作选择了民俗文化，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等同于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也不可能取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个比方：假定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个拥有千万种货品的大超市，民俗文化遗产在这个超市里只是一部分特色货品的专柜。民俗文化遗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前，只能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规程做选择。

民俗学人在遭遇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全然陌生的概念之前，一直从事着本学科领域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理论与实践的工作，这既是民俗学人科学性的本体工作，也是职业性的本色工作。

民俗学人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等于民俗学本体的调查研究工作，前者是有政府指定的工作目标和操作规程的，后者是有学科规范的科学研究宗旨的，任何混同的理解都是不适当的。民俗学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势必要执行政府指定的工作目标和操作规程，对于民俗学人这当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是它却不是主要的，主要的依然是民俗学的本体研究。任何形式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研究，都不是也不能取代民俗学自身的学科研究或学术研究。民俗学作为人文基础学科，具有持久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一点上，民俗学人理应“守土有责”。（据有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