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综述》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综述

【摘要】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成为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焦点。本文从农民工市民化内涵、市民化成本、成本测算及成本分担机制的四个角度，对已有的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文献进行综述。

【关键词】

农民工市民化

2015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要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随着国家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农民工群体，从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内涵、经济影响、制度阻碍和实现路径等问题，相关研究成果迅速增加，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本文对当前学术界农民工市民化成本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以期为新阶段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1.对市民化内涵的研究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郑杭生（2009）指出，“农民市民化”体现为农民在转变身份和职业过程中，逐渐拓展出的潜在能力，通过学习在获取市民户籍的基础上，如何适应城市生活并融入其中具备市民素养的过程，强调市民化的基础是户籍上的市民化。该观点得到其他学者的支持和补充。如刘小年（2011）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包括以下三点：一是农民工市民化应该看成以农民工为本或为主体的市民化，二是主张农民工市民化应该看成农民工的现代化过程；三是主张公共政策在农民工市民化即其在现代化中的发展上的作用。农民工的现代化需要是农民工追求，但离不开政策的支持。

另外，不少学者在界定和分析农民工市民化内涵时从时间与空间的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刘传江（2012）认为“农民工是一个逐步分化的过渡性群体，第二代农民工是最有市民化愿意和急需市民化的群体，需要分别从农民工的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进程环节着手”。他阐述的观点是：农民工市民化转移中如何克服弃农从商的各种障碍的具体建议。第一，农民工的职业在次要、非正规化向首要、正规化转变中的地位连释；第二，农民转向市民的身份界定；第三，农民工自身文化、素养的市民化转变及提高；第四，农民工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及行为习惯的都市化。尽管很多农民工已经脱离了农业与农村，甚至早已在城市成家立业，以后也不可能再回到农村生活，但由于诸多政策和制度限制，使得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农民工职业流动和社会身份转变的不协调，结果是进城农民工还是不能与城镇户籍居民同城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化应包括四个方面。（1）身份的市民化，实现角色的全面转型，即完全实现从农民工到市民身份的转化；（2）职业的市民化，由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为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3）经济的市民化，有足够支撑本人及家庭的相对稳定的收入，过上体面的社会生活，对城市有归属感；（4）社会福利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后，应具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

2.对市民化成本的研究

从研究视角看，大多数学者都是借鉴与人口城市化（或者说农民市民化）角度来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并将其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如周小刚（2010）将农民工城市化成本分为两类：社会公共成本和个人成本，指出农民工市民化所需的社会公共成本主要集中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养老保障成本两个方面，其次为公共管理成本。辜胜阻（2014）对成本进行了细分，在对河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走访考察得出，推进人的城镇化关键要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则是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突破口。调研显示，农民工市民化有六项成本：一是随迁子女教育成本；二是医疗保障成本；三是养老保险成本；四是民政部门的其他社会保障支出；五是社会管理费用；六是保障性住房支出。

此外，也有学者从成本-收益角度来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杨轾波（2007）利用成本―收益综合指数分析江西省农民市民化成本。他指出成本―收益综合指数由城市基础成本―收益指数、城市生活成本―收益指数、城市空间成本―收益指数、城市智力成本―收益指数四部分构成。在四个部分分析的基础上得出重点发展大城市，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投入有利于降低农民市民化的成本。陈广贵、孟令杰（2008）建立了在城市规模为解释变量下的农民市民化成本收益率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农民市民化成本以及农民市民化收益都是规模递增。

3.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的研究综述

目前，部分学者针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展开研究，进行了相应的成本测算。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究竟需要支付多少成本有多种估计，由于各自用的测算方法不同，各种结果也相差很大。张国胜（2013）提出“市民化是农民工一系列基本权力保障和公共服务享受的实现过程，需要政府承担相应的社会成本”，认为“东部沿海地区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别约为10万元与9万元，内陆地区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分别约为6万元与5万元”。但这都是粗略估计，缺乏相应论证，适用性不强。总的来说，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在诸多方面都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是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还比较少，研究成果集中在少部分学者身上，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没有形成公认度和系统性较强的成本细分体系和推算思路，测算结果多为具体的一个数值，缺乏一定的弹性浮动区间。

研究表明，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计算方法应该在考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上按人口数量变化算平均账，再以行政辖区为边界算总账。不同省份、同一省份之内的不同市县之间，所付出的公共成本不同，只有算总账和平均账，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这种差异对成本测算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产生的影响。即使是在一个较小范围内，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也是可大可小，不会有一个固定的数值。既具有一定的弹性，也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为了更符合实际情况，应该把这个成本作一个区间式的界定，测算出下限成本和上限成本，在这个区间之内的成本，就可以认为是符合常理的、可以接受的。

4.关于市民化成本分担研究

支付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完全依靠农民工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实现的，需要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周小刚（2010）认为政府应当发挥主要的职责，各级政府要从战略高度重新认识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把农民工问题迫切需要的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住房保障、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纳入到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中，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及最低生活和失业保障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此，李厚喜（2011）将政府的需要承担的成本进行细化及延伸，认为政府应在长远规划基础上，分类分步设计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体系，实质性地推动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分担市民化成本，关键是要形成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负其责，农民工、企业和社会三方为辅的多元化成本分担主体，同时建立综合协调机制、动态互补机制和监督考核机制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有效运行。个人成本、企业成本和政府成本共同构成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构建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位一体”的成本分担机制，应以政府分担为主，企业和个人分担为辅；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社会、企业与个人的关系”成本分担机制的良性运转，需要进行制度创新，提高各方的成本分担能力。

5.结论

从上述综述来看，目前学者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测算方法、模型及途径进行不断地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围绕二元户籍制度的障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乡区别的城乡土地制度、劳动力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体制等方面进行探讨，探究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从研究视角上看，是多学科、多角度的，可以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不仅体现了对于农民、农民外出务工群体的深切关注，也为深化工业化和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

参考文献：

[1]郭庆松.农民工市民化：破局体制的“顶层设计”[j].学术月刊，2011.07

[2]张继良，马洪福.江苏外来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分摊[j].中国农村观察，2015.02

第二篇：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综述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综述

摘要：城镇化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由之路，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纵观西方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其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市民化是同步协调进行进行的。随着这些国家工业的发展，城市的日益扩张，农村劳动力在工业发展中实现了非农就业，在城市扩张中实现了在城市的定居，从而完全实现现了城市社会生活的一体化。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的转移与市民化是一次性完成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却分割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从而完成职业的转变;第二个阶段是转移出来的劳动者在城市逐步沉淀，而实现其市民化并与城市市民逐步融合。正是因为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的这种特殊性，农村劳动力一方面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出来，另一方面又无法获得在一个正常的人口流动社会中所应获得的市民身份，因此就形成了目前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提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转移等政策的出台，为农民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向现代城市居民全面转移的机遇。本人在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学者的相关论文之后，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综述，呈现此文。关键词：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导言：

随着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工问题也备受关注，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已经开始，当时的政府推行的重工业战略，对农村人口的流动严格控制，这个阶段的研究缺乏对应的统计数据与统计指标，所以在理论上研究的并不深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幵放的蓬勃发展，农村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农民工成为这个特殊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阶层，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有关农民工的论文数量有大幅上升，我国学者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等多个角度对农民工问题进行相关研究。

一、农民工身份定位与市民化内涵的研究

关于农民工的身份定位，李强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对农民工群体在中国的社会地位、社会功能、生活或生存方式、社会特征以及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指出中国城市农民工是城市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社会群体，他们在城市里长期居住、生活和工作，但是无论他们自己还是整个社会，并不认为他们是归属于城市的，而是认为他们是归属于农村的社会群体，这使得他们成为城市中的“边缘人”，在生活方式上也成为城市里的一个特殊的亚文化群体。谢建设则进一步明确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正在向产业工人阶层转化，己经具备了产业工人阶层的基本特征。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郑杭生指出，“农民市民化”体现为农民在转变身份和职业过程中，逐渐拓展出的潜在能力，通过学习在获取市民户籍的基础上，如何适应城市生活并融入其中具备市民素养的过程。

二、农民工市民化现状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党的十八大关于“三农”问题中备受瞩目的重要内容。就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而言，学术界观点不一，最具代表性的的观点有如下三个：一是王春光阐述的农民工城市化的过渡状态;该观点是经过了大量的调研、考察和分析得出的，而城市化的不完全是当今我国社会农民工“半城市化”转移的具体表现和没有完全取得市民资格的现实状况。二是陈丰提倡的“虚城市化”农民工社会化状态。陈丰指出，农民工开始认识城市逐步向城市迈进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此展开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征程。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差异，农民工进城务工只是成为暂时性的城市市民，他们的身份是不稳定的，是“虚城市化”。所谓“虚城市化”现象，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努力向城市市民转化，却未能得到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性政策的支持和保护，被真正的城市市民所排挤，导致其无法改变自身农民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成为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特殊群体。具体表现为：职业性质与身份不相符合、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子女接受教育困难、就业与生活不平等、不被认同和接受。三是刘传江提出的“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的第二阶段。”刘传江认为，中国的农民工市民化之所以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更多的是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以及第三产业的兴起，都极大地放松了人口流动的政策性规定，由于正处于年代和体制的转型及改革时期，农民工的转移也呈现出扭曲的“中国路径”，即出现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农民工转化;第二阶段是城市农民工向产业工人以及城市市民的身份变化，目前仍处于艰难转型阶段。

三、农民工市民化障碍的研究

在未来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中，要想真正的促进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障碍问题势在必行。邓鸿励、崔传义在对无锡市进行实地调研时发现，农民工作为城镇居民的权利存在缺失。农民工在城市中基本无法享受到参政权、社会保障权、子女受教育权等诸多市民所享有的权利。希望政府能及时转变观念，确认农民工的新市民身份;发挥以人为本的精神和原则，提供农民工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以实现农民工的真正市民化转移。钱正武指出，农民工作为劳动者的权利存在缺失。由于进城务工遭到歧视，在劳动安全、社会保障以及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都处于尴尬境地，导致其合法权益收到损害，心里严重受到打击，难与城市政府和市民之间很好的互动和沟通。因而，正确的引导农民工的城市化转移，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改变政府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性政策，进一步规范、完善市民化相关规定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的研究

程亮、郭剑雄指出，推进新型的城镇化改革，户籍制度是龙头。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如今，城乡二元制度已经严重的制约和阻碍现时中国经济的转型。因而，要继续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积极转变政府的观念和职能，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限制，为农民工创造一个更好的市民化条件是对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一个重大突破。在教育、医保、养老问题上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郑月琴从两个方面探讨了阻碍农民工转移市民化的因素，认为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文化适应的滞后主要受制于传统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所造就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主要表现为：一是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冲突。二是人际交往意识的差异。建议给予农民工文化向导，使农民工向市民转化过程中，能加快其文化适应，构建其和谐发展的路径。

五、农民工市民化途径的研究

刘小年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对农民工进行深度访谈，发现职业发展决定了案例中农民工市民化的进度。农民工市民化在现实中陷入了双重困境：一方面，出于政策绩效的考核，城市只吸纳了农民工队伍极少数优势者，而在现实中将大多数农民工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延缓了农民工市民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大都从本地利益考虑，制定了与中央政策意图相背离的的土政策，虚化了政府的社会责任。因此不能走激进的城市化与市民化之路，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上，应该以一种渐进的模式，从提高农民工素质与市民化能力出发，根据农民工生存现状，选择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结语：

目前学者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现状、特征、存在的主要障碍及这些问题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围绕二元户籍制度的障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乡区别的城乡土地制度、劳动力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体制等方面进行探讨，探索推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制度新途径。从研究视角上看，是多学科、多角度的，可以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不仅体现了对于农民、农民外出务工群体的深切关注，也为深化工业化和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虽然很多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但是我认为总体研究也依然存在着不足：（1）将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置于城镇化进程发展中进行研究的不多。现有研究对于农民工很多问题虽然能从宏观的结构视角或微观的个体行为视角进行深入的描述，但却对这些问题的内在逻辑联系研究不够。

（2）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管理措施、实施对策和政策建议的应用性不强。针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不同方面，研究者基本都提出了措施、对策与建议，往往是原则的、抽象的概念多，具体的政策、措施、办法偏少。制定的解决方案还比较粗糖，系统性和实践性不强。参考文献：[1]谢建社.新产业工人阶层一转型中的农民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0.[2]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3]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5（8）.[4]刘小年.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研究一主体的视角[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21.[5刘传江.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j].理论月刊，2006（10）.[6]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5）.[7]邓鸿励，崔传义.建设农民工与市民和谐发展的城市[n].农民日报，2006-04-22.[8]钱正武.农民工市民化与政府职责[j].理论与改革，2005，（2）.[9]程亮，郭剑雄.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探微[j].中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10]陈丰.从“虚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j].社会科学，2007（02）;

第三篇：农民工市民化文献综述文献综述

彭露

141611007陈明生（2015）认为收入提高是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核心因素，收入高是农村转移人口进入城市的动力和原因，提高收入对其身份转换，职业素质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我国农业人口过于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其市民化的实现受到城市政府财政及粗放式增长方式的约束，我国只能走渐进式的农业人口市民化，分步骤提供平等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以及就业方向的渐进式产业升级。陈秉公、颜明权（2008）认为从社会公正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从农民工市民化社会公正的价值入手，深入阐述了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社会公正的价值依据，从“社会实体公正”“社会过程公正”，“制度供给公正”，“政府作为公正”四个角度阐述了如何构建农民工市民化社会公正的社会系统。他们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农民向工人阶级转化的思想为理论依据，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公正是农民工市民化建设的关键因素，并从政治平等，就业平等，教育平等，阶级关系平等，户籍改革，完善相关法律，政府转变认识等细节方面阐述了如何真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意义。

周密、张广胜等（2015）认为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即提升受正规教育、培训、健康等形式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问题。他们运用得分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分析了不同城市规模下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中心城市中，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助于农民工市民化，但是对大城市而言这种影响并不明显，专用性的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中小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有显著的正影响。运用brprobit模型测算农民工城市化程度后，基于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qtes）分析了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融入决定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城市化意愿不足时，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会显著提高农民工城市化的意愿，而且在大城市这种影响要高于中小城市。朱丽颖（2015）进一步从社区教育角度分析了该问题，她认为为人为本的农民工市民化战略核心，农民工市民化并不是简单的身份转换，而是实现农民工向城市人乃至现代人转化的城市深度融合的过程。从完善的社区教育分析了解决新型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进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水平、综合素质等直接决定了他的职业选择、收入水平，进而决定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水平。提出了以政府主导的多元化社区教育投资、搭建学校教育为主体的资源平台，赋予社会管理主体的权利和优势等政策建议。

邓秀华（2010）通过对湘、粤两地1256名农民工的调研，分析了农民工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现状，分析了当前农民工的基本特征：队伍庞大、怀揣梦想、文化偏低、体制藩篱，并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二元制度羁绊、社会阶层歧视、组织平台失衡。提出了推进户籍制度，整合现有培训资源，城乡统筹等措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通过分析城市化模式制约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渠道，证明了推动农民市民化会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市规模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均衡增长，并建立cge模型模拟了作用机制，结论显示每年市民化1000万人口，经济增长速度提高越1%，并促进我国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降低经济增长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基于对全国6个城市、20多个城镇6232名农民工的实地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但在方式，80%以上的农民不愿意以“双放弃”来换取城镇户口。是否愿意以土地权利交换城镇户籍的福利，是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此外，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在城乡就业和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体系、等方面仍存在较多问题。并就市民化成本而言，以2010年的价格水平为基础，测算了市民化的政府支出约为8万元每人。

刘传江（2006）以社会制度、市场因素和个人因素为自变量，从理论角度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和边缘化两种相反的社会流动模式，城市化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只会有两种结果：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或者被边缘化，如果不能有序的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那么中国农民工边缘化将演变为更严重的贫民化。他目前中国农民工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但市民化进程仍有认识偏见、政策排斥、制度抑制以及农民工自身素质问题等诸多障碍，最后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这三个环节入手，提出了能够促进农民工生存职业市民化、社会身份市民化、社会素质市民化和意识行为市民化的措施。他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提出农民市民化的退出、进入、融入的三个环节，为我们从实证角度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提供了理论依据。刘传江（2010）以2008年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与英国bristol大学王雯菲博士的合作研究对武汉市农民工1100人的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收入情况、务农经理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并分析了其行为导向，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社会问题：由于社会身份、经济地位等因素社会认同呈“内卷化”，即退，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进，难以融入城市，他们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使他们成为“边缘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他提出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增大和逐步返乡，“80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世纪农民工问题面临的新挑战，第一代农民工，在心理和观念上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低，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更强烈，解决他们市民化的问题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

总结。目前国内对农民工市民化已经有一定研究，并且研究焦点集中在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收入水平提高、职业教育水平等，在一点程度上分析出了我国目前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问题，但以往的研究大多处于理论分析阶段，问卷调查大多处于数据归纳的水平，实证分析较少，说服力不足。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总体与战略取向[j]，改革，2011（5）

[2]朱丽颖，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民工市民化的教育转化路径探析[j]，社会经纬，2015（02）

[3]周密、张广胜等，城市规模、人力资本积累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j]，农业技术经济，2015（1）

[4]陈明生，身份转换、产业升级与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渐进式市民化[j]，经济问题探索，2015（1）

[5]刘传江，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j]，理论月刊，2006（10）

[6]陈秉公、颜明权，论建构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社会公正的社会系统[j]，和谐社会，2008（3）

[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0（6）

[8]刘传江，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挑战与市民化[j]，人口研究，2010（2）[9]邓秀华，新生代农民工为题及其市民化路径选择[j]，求索，2010（8）

第四篇：论如何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论如何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

摘要。农民工占据我国劳动人民的一大部分，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成本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城乡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大，都增大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政府和农民工都感受到这是巨大的负担，因此如何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降低成本

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推进城镇化主要任务中，第一就是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同时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

关于农民工的具体数量规模，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并没有权威发布的准确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11年，中国人户分离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2.3亿人;而从国家计生委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可知，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约2.11亿人;再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年度外出农民工14533万人，由此可以得出，2011年，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大约为15841万人，可见农民工群体构成了流动人口的主力，占2/3强，农民工群体更是占到了当年全国13.47亿人口总数的11.8%。2011年以常住人口统计的中国城市化率为51.3%，若在城市常住人口中除去农民工，以户籍统计，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不到40%，中国城市化水平“缩水”很多。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2012年、2013年城镇人口的增长率分别为3.03%、2.98%、2.93%，城镇化增长率在逐年下降，究其原因为以下几点：①农民工工资收入较低和城市物价居高不下，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生活。②农民工们举家进城的门槛是那样的高，住房、教育、医疗是一个个拦路虎，一般的农民工家庭难以跨越。③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相对较低，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④情感和精神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成为其融入城市的心理障碍。总的来说即农民工认为在转化为市民的过程中需要付出的成本太高，超出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课题报告称，“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在打工地定居并最终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转变为当地市民，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城市化不是简单地让农民迁移到城市，而是让迁移到城市的农民落地生根，享受到基本的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进而过渡到市民的生活方式，融入当地社会。要让农民工逐步淡化与农村的联系，就要加快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步伐。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是指实现农民工在城镇定居所需要的各项经济投入，也即要让农民工享有与本地市民相同的各项权利和公共服务所需的公共投入”。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是需政府埋单的支出，而不是农民工在城市里的日常生活消费。那么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有多高。2005年，中国科学院估计每进入城市一个人，需“公共支付成本”约为1.5万元。2006年，建设部调研组称，每新增一个城市人口需要增加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小城市为2万元，中等城市为3万元，大城市为6万元，特大城市为10万元（不含运行和管理成本）。2009年东部沿海地区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别约为10万元与9万元，内陆地区的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别约为6万元与5万元。2010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认为中国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万元左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课题报告指出，推动城镇化，一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为8万元。

这个数字是如何推算而来的呢。根据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我们测算时主要包括六项成本：

1、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成本。

2、医疗保障成本。

3、养老保险成本。

4、民政部门的其他社会保障支出。

4.高君.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06期

5.黄锟.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理论分析.《统计与决策》.2011年第22期

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刘世锦、陈昌盛、许召元、崔小勇.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