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史量才与申报流通图书馆》

浅谈史量才与申报流通图书馆

史先生曾说。“文化斯彰，民教以成，民德以立„„凡申报六十余年来论政事，搜史料兢兢业业，排日无间与之者，亦正尽其发扬民智之能事而已。然报为史家之别裁，编年之一体，能同期经而不能穷其纬，必也使人民得熏沐文化以尽其长，由之日笃，治道由之日宏也；[4]则于申报六十周年，别谋所以辅导之者，于是复有流通图书馆之确立。创办本馆是与申报互为经纬，殊途同源，合力文化。”史先生是穷苦出身，深知道穷人没钱读书的困苦，他一生致力于新闻事业，尤其注重文化教育，在开始筹备申报流通图书馆时，曾有人提议用“量才”二字做图书馆的名称，但史先生觉得不妥、深不以为然，于是反复向大家阐明了本馆的缘起。史先生认为第一是教育，第二是政治，第三是办报。可见史先生对于教育的重视。于是便有了申报流通图书馆。经过紧张而短暂的筹备，该馆于1932年12月1日在上海繁华的商业中枢―南京路慈淑大楼大陆商场三楼（今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楼上）正式对外开放，并聘请李公朴为馆长。虽然上海学校林立，但因环境的限制，很多成年人或青年人并没有求学的机会。全上海工商界的店员工友学徒工，其数量之巨大，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这些失学者对于知识的渴望，就像干涸的土地需要雨水的滋润。对于他们来说这无异于沙漠中的绿洲。无论是就他们将来的生活而言，或是工商界业务的利益而言，更远一点，就整个社会的福利而打算，利用他们的闲暇时间，使他们能得到一点读书的机会，帮助他们获得一些基本的常识，以增进他们的生活技能，能够更好的为社会服务。另外，上海是一个纸醉金迷的繁华市场，一切不正当的娱乐和消遣，都可以使一个有用的青年走向堕落的深渊。在上海影戏院、酒店比比皆是，游戏场更是触目可得，每一个人都是需要活动的，没有一个正当的活动场所，就有可能做不正当的活动，小之浪费时间与精力，大之影响社会国家，而为害群之马。就这点而言，利用他们的闲暇时间，为他们创造条件，给他们读书的机会，引导他们对读书的兴趣，为大众为社会服务，何乐而不为呢。

开馆之初，馆藏图书为469333册，开馆一个月仅接待读者365人，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积极开动脑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开馆仅一个月后，图书馆就致信读者，希望每一个读者，能介绍五个人以上加入阅读。介绍的方法，可将本人的在沪亲友的详细住址，依照图书馆致信后列的表格填明寄来，本馆收到后即将书目、章程、申请书等寄去。这一简单的方法，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令人忍不住拍案叫绝。

选购图书是图书馆办馆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若选购不慎，小之糜费款项，大则贻误读者，所以该馆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他们采取了慎之又慎的工作态度，为此，他们组织了图书选购委员会，以读者的需要，为图书选购的标准，该馆印有一种[读者介绍图书卡]供读者随时来馆索取，将自己喜欢或需要的图书填进去。除读者介绍图书外，该馆从以下几种刊物里面选购图书。一是专家编辑介绍的书目；二是书店目录；三是各图书馆的目录；四是刊物上的新书介绍；五是报纸杂志广告。该馆在选择图书之前，首先根据读者的需要，注意数量的分配。哲学类占百分之十，文学类占百分之三十，自然科学类占百分之十四。馆长李公仆先生曾对图书采购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大众化、二是充分发挥图书馆的教育意义、三是负起推动中国文化复兴的责任。[5]围绕着这三点，该馆积极开展行动，他们把不适合读者阅读的靡靡之书挑拣出来。

当时多数的图书馆都使用杜威氏分类法，但申报流通图书馆的同人认为分类的方法必须适合本馆的环境，所以该馆采用了王云五式的十进分类法，同时为适合本馆的藏书情况，该馆对王云五式十进分类法还做了一定程度的改进。该馆的目录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书本式目录，一种是卡片目录。

该馆始终把读者放在第一位。开馆不久，该馆就接到很多读者来信，呼吁开办阅览室。考虑到读者的诉求，该馆多次召开馆务会议讨论开办报刊阅览室的可行性，最终决定开设报刊阅览室。1933年3月1日报刊阅览室正式对外开放，阅览室中置备了中英日文报纸，其中本阜二十余份，外阜三十余种，杂志周刊月刊季刊一百七十余种，合订本旧杂志二百四十余册。为便利读者，提供人性化的阅读服务，该馆将读者平日爱读的刊物在杂志架上陈列，以便读者的取放。其借阅率较低的杂志，则陈列在藏书柜中，读者可随时取阅。

因为史量才是穷苦出身，深知穷人没钱读书的困苦，他不但不要钱借书给人看。他还能时常督促、指导大家读书。史量才提出借书不收任何费用。摒弃当时上海甚至是公立图书馆借书收租押金的办法。该馆设有读者介绍图书卡，由读者推荐一些好的图书和他们所需要的图书。读者有时候需要的书籍被他人借去，而该读者又非阅不可，则可以预定，预订时，可来馆填明预定登记簿，等该书还来，该馆便用信件通知读者，读者接到信后，即可连同借书证持来借书；如逾一星期后，本馆不再保留。团体借书这些方法在当时的社会是先进的，是有着远见卓识的，是有着读者至上的心理，这些做法为现在的图书馆开创了榜样。现在图书馆中的馆籍互借业务和外借处的预约、保留业务就是延续了当时的做法。该馆为了方便不便到馆借阅的读者，于1933年3月开通了阜内邮借图书的方法，至1934年初又办理了外阜的邮借，但考虑到书籍在途中来往时，读者必定有一个时间没有书看，为解决这一困难，凡是外阜邮借的读者，一个证号，都领有两张借书证，以循环方法，使读者方便读书不间断。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怀，多么执着的追求，他们追求的是读者第一，读者至上。这可以说是申报流通图书馆对社会做出的一个卓越的贡献。该馆在短短一年内发展的形势是惊人的。同时，针对一些读者只是漫无目的和不加选择地看些无聊的小说书作消遣，李公朴指出：“我们决不愿意将本馆只供作读者的消遣”，“图书馆所负教育的使命，非常重大。”，[6]李公朴认为该馆读者多是未进过学校或中途失学的店员、学徒、工人以及低级从业员，这类读者急需一种正确的帮助与指导。为此，该馆打破图书馆一贯的只消极的供给读者以读物而不予以指示或帮助，而开辟有“读书指导”作为读者的良师益友。为了解除读者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茫无适从的困难，该馆向读者提供各学科的“书目”、“研究方法”、和“重要书籍提要”，使读者能有目的有系统地依照需要而开展自己的读书生活。为了纠正读者离开实际为读书而读书的态度，为了排斥一些读者因闲暇无聊而读书的消极态度，该馆除了在选书的内容上严格把关，把仅供消遣的图书随时检出加以淘汰外，更加注意读者的阅读导向。1933年初该馆在申报上开设了[读书问答]专栏，作为读者的辅导园地。从1934年11月10日起[读书问答]改为发表在读书生活半月刊上。[读书问答]专栏开设一年间，李公朴写了一千八百余封读者回信，解答广大读者提出的各种学术问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百科辞书”。量才流通图书馆不仅受到图书馆界的称赞，更受社会的好评，开创了中国图书馆界的先河，有着其它文化部门无法代替的贡献。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惨遭不幸，被国民党发动派暗杀了。在申报流通图书馆职员代表李公朴先生致辞中说到“„„我想我再补充一句，就是继承史先生的遗志，是继承史先生‘公’的遗志，继承史先生‘为公而不为己’的遗志。„„像史先生一样的纯洁，尽自己的力量，把图书馆扩大起来，„„把我们这种推进文化的工作，扩大到多数人不识字的穷乡僻壤去”。申报流通图书馆全体职工化悲痛为力量，同时，为了纪念史先生，申报流通图书馆更名为量才流通图书馆。该馆的工作不仅没有因史量才先生的去世而有所停顿。反而更加扩大。1936年8月量才流通图书馆创刊了《量才流通图书馆馆刊》（后改名为《量才月刊》）。该刊辟有自学经验谈、青年习作、介绍与批评、读者园地、书报介绍、新书月报等栏目，进一步加强了读者辅导，并且积极开展图书评论工作，加强图书馆和读者的连系。“读者园地”刊登的读者来稿《我对量才图书馆的一点感想》中说道：“我对于量才图书馆的认识，已有一年的历史了。在未认识以前，我的本性是很野的，并且不肯坐在家里，老是东闯西奔的，游戏场电影院，是我唯一的消遣处，除了浪费宝贵的时间和金钱外，所得到的代价，只是一些低级趣味麻木神经淫荡的下流举动。一切恶劣的印象，使我内心感到莫大的恐慌和苦闷。„„加入了量才图书馆，这才开始改变了我的私生活，„„尤其是几本前进的创作，更给我无限的兴奋，鼓励真所谓‘书本是精神的食粮’。„。我对于量才图书馆，于是得到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贫苦的，一般失学的有职业的青年，得到无穷的恩惠。我可以说：这是我们一所公众的学校。精神的食品公司，没有钱的有志青年，可以免费入场。„„希望各位加倍努力。前途光明。”。另一篇读者来稿《认清读书的目的――给借不到旧小说的读者》中提到“本馆以改良业余生活，灌输学识，引导失学之成人与青年，对读书发生兴趣，增进其工作之技能与服务之效能为宗旨„„所以本馆的性质，与其他的图书馆有些两样。它不是供人专门的一个完完全全的图书馆，同时它也不是给一些有闲的人当做消遣娱乐的场所，它是要来适合一般失学青年的迫切需要，由它的启发和引导，使我们不致掉在时代的后面，变为落伍者。由于这点，本馆在选购图书方面，也就不能越出这‘适合迫切需要’的范围以外了，这样，至少对于专门研究的读者和借旧小说作为消遣的人，就有不能顾及的遗憾了”。[7]申报流通图书馆的历史虽很短暂，规模也不大，但确像昙花怒放，它在近代和现代的图书馆事业却独有特色及成绩。史量才为后人留下一笔了宝贵的财富，申报流通图书馆以及后来的量才流通图书馆都采用简洁的借阅方式，并且借阅方式多样，一切从读者出发并且创办以辅导读者为主的馆刊，注重阅读指导，认真做好各种统计工作，努力使自己的工作符合社会要求，这些工作经验仍然为我们今天的图书馆工作提供借鉴，他服务社会的精神及其图书馆事业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发扬光大。

第二篇：史量才与《申报》的发展史量才与《申报》的发展

沈惠敏

徽州师范07文科2班

摘要。在中国的报业史上，最闪亮的报刊莫过于《申报》，若说最闻名的报人，那就是史量才。史量才用他的聪慧使《申报》成为了历史上虽不是办报最早，却是最具现代意义的报纸。他被冠以报王的称号，不仅是因为他的经营手段，更因为他的人格和精神，在那种动乱的年代，他能坚守爱国的信念，将《申报》作为战斗的战场，在面对强权的要挟时，他不屈不卑，一直在为人民做喉舌。他的人格和品质深深的感动着我们，即使最后他死了，但却也永远的活在我们的心中。

关键词：史量才；《申报》；袁世凯；蒋介石

《申报》作为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报纸，它的成功是我们所能见证到的。然而在它的背后还有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磨灭的。他为《申报》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若非有他，不会有那个在百年报业史上散发出夺目异彩的《申报》。他是伟大的，他的精神鼓舞着所有的人，他为中国报业、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都令世人感到敬佩，这个人就是史量才。那么，他又是怎么样发展《申报》的呢。对此，我进行了一些浅略的研究。

一、办报前的史量才

史量才（1880-1934），名家修，出生于江苏省江宁县。光绪二十五年中秀才。戊戌变法后，受到维新思潮的影响，放弃了科举。于光绪二十七年考入杭州蚕学院，同年，在泗泾创办养正小学堂，毕业后，于光绪三十年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院，同时在南洋中学、育才学堂、江南制造局工学堂、务本女校任教。并在后来与黄炎培发起组织江苏学务总会。为反对清廷向列强借款筑路，参加收回路权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

光绪三十四年，史量才任《时报》主笔兼职和专职编辑，辛亥革命后，参加江苏独立运动，曾清理江海关财务，后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

1912年秋，三十二岁的史量才得到实业家张謇等实业家的支持，以十二万元从席子佩手中买下了当时已有四十年历史的《申报》。1916年还清张謇等在《申报》中的股款，从而使《申报》摆脱了张謇等的影响，从此真正踏上了办报之路，开创了一生的事业。

二、《申报》的创办与史量才接手前的状况

《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创刊，由英国人安纳斯脱·美查和三个友人共同筹资出版发行，目的完全为盈利，因而十分重视办报质量。是外国人所办的报刊中第一家一直由中国人主笔的报刊。当时的全名为《申江新报》，因为“申”字常被用来代表上海，于是就缩写为《申报》。《申报》是上海历史上第二家创刊的中文报纸。

创办初期主要是以国人的口味为主，不刊登西方宗教文章，主要宣传的是孔孟思想，还针对市民切身利益的一些问题发表了不少社论，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某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揭露。

《申报》的版面分为新闻、评论、文艺和广告，由此奠定了我国中文报纸四大块的基本结构。《申报》的报价每份仅8文铜钱，除了在上海本地发行，又在杭州设立了分销处，以后又逐渐开展到其他城市，销量逐步上升。

创办初期，重视新闻报道，重视猎奇性、趣味性强的社会新闻，在其他城市聘请特约记者，以报道当地新闻。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华人经理席子眉病逝，其弟席子佩继任《申报》经理，美查公司因《申报》经营不振，而所属江苏药水厂又急待筹款扩充，最后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式以75000元代价将《申报》全部产业出让给席子佩等人。1909年正式签订合同，主权依归国人。

在席子佩得到《申报》的经营权之后，未善加管理，导致《申报》的销量一跌再跌，几近破产。无奈于1912年以12万元将《申报》卖给史量才等人。卖出后席子佩便感到后悔，1915年，他聘请律师向法院起诉，说他卖的是报馆产业，“申报”两字商标并未卖出给史量才等人。结果史量才败诉，又拿了245000元付给席子佩，作为承购商标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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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从此，这家由英商美查创办于1872年的近代报纸，才真正摆脱了外国人的掌控，成为中国人自己经营的一张报纸，基本上代表着江浙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三、史量才对《申报》发展的贡献

史量才对《申报》发展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经营手段和他的人格，都使《申报》有了足够的势力和精神力成为报业中最闪耀的一颗星。那么，史量才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人格和经营手段呢。

（一）办报立场

史量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军阀和蒋介石不满，又认为报纸是民众的口舌，总要为人民说话，才站得住脚。九一八事变后，他更坚定了爱国民主的立场。他聘请著名进步人士黄炎培做《申报》设计部长，请李公仆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

他经营的《申报》不仅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妥协退让，而且成为针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统治，要求实行民主的阵地。“无党无偏，言论自由、独立之精神、服务社会”是他办报的思想核心，他生前把幸福寄托在完全独立的报纸上，包括经济上的独立，不接受任何政治势力、军阀的津贴，不听命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不受官方和军阀的操纵。有人说：“史量才和《申报》的无党无偏，不带色彩的独立精神，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这种观点是不以任何一个政党集团的利益出发，而是以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出发。”

（二）史量才的经营手段

报纸虽然是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但也有其盈利的一面。史量才在经营的方面也展现了惊人的天赋。最为著名的是他开创了报纸的中缝广告。这在中国的报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一开创为报馆带来了许多的盈利，这也是他为何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还清所欠张謇等债务的原因之一。在之前那么久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想到了利用中缝，那对于报纸而言是多么大的浪费。也正是《申报》对广告的重视，广告版数也迅速增多，报纸在广告上的广泛运用促生了中国广告代理商的出现，广告代理商是由报纸广告代理人演变而来的。《申报》报刊中就列有“苏杭等地有欲刊告白者，即向该报店司人说明„„并须作速寄来该价，另加一半为卖报人饭资。”这里所谓的告白就是广告，“卖报人”就是最初的广告代理人，“饭资”就是广告代理费。

《申报》后来刊登了第一个名人广告，并且最早对分类广告展开研究，在近代中国广告发展的辉煌时代，《申报》是当时广告承载量最大的一份报纸。他的广告经营方式甚至影响到后来独立广告代理公司的形式。

《申报》当时是以采访国内外大事和社会新闻为主要内容，对时政不时发出评论。并且招罗了鸳鸯蝴蝶派为他主持副刊“自由谈”，并约请了鲁迅、巴金、茅盾等当时国内著名的作家为“自由谈”文艺作品撰稿人。在当时，有许多的读者都是相当关注鲁迅等人的作品和“自由谈”中所发表的文艺作品，而史量才将两者结合起来，使得《申报》的销量再次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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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黄金时代的《申报》的发行量已达15万份，为了让读者能在最快的时间内看到新闻，史量才花费了巨资聘请了大量的人力，进行邮寄，也因《申报》新闻的及时性使得其成为当时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

（三）史量才与各种势力的周旋

史量才在办好报纸的道路上走得并不是一帆风顺，他选择事事为民喉舌，自然会与多方政治势力有摩擦，而且报纸向来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然少不了要与政治势力的领头人物打交道。他所得罪的人不计其数，而有两位却是当时的枭雄人物。

1、史量才与袁世凯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又做起了皇帝梦，紧锣密鼓的进行复辟帝制的美梦。他深知舆论的厉害，便派人调拨专款15万大洋，派《亚细亚报》总经理薛大可南下行贿报界。当时的《申报》在整个中国的影响已经非常大了。所以，作为报社社长的史量才自然成为了其行贿的主要对象。

于是，薛大可一到上海，便派人带信给史量才，大意为：“只要《申报》不发表反对帝制的议论，支持袁世凯做皇帝，便可得到巨额津贴。”当时的史量才正受到席子佩的诬告，被罚大宗赔款，经济上陷入了困顿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下，史量才毅然拒绝受贿，让人转告薛大可：“报章职责高于天，但以良心立论，不受津贴。”不仅这样，在第二天他还揭露了袁世凯的这一行为。《本馆启事》刊登了在《申报》1915年9月3日头版头条，所占位置与字体引人注目，启事开门见山，一上来就点名了刊登这则启事的原因：“有人携款15万元，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者。”随之表明向来不收贿赂的操守：“按本馆同人，自民国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接受后，以至今日，所有股东，除营业盈余外，所有馆中办事人及主笔，除薪水分红外，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及分文运动。”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废除民国纪年。但到了“洪宪元年”的1月1日，《申报》仍用民国纪年。10天过去了，《申报》刊头还是民国纪年而无“洪宪”字样。袁世凯得知后大怒，发布消息曰：“本年改洪宪元年，今查上海各报仍有沿用民五年者，应即知各报馆，若再沿用，不奉中央政令，即按报纸条例严行取缔，停止邮递„”史量才非常聪慧，钻了该消息的空子，只去了“中华民国五年”字样，却并未调用“洪宪”纪年。到了1月24日，史量才接到了日报工会转来的上海警察厅公函：“如不用洪宪纪年，即奉令停止邮寄，本厅辖管地内，如3日内不遵改，一律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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⑿止发卖，并将报纸没收„”为了报纸的生存，继续为民之喉舌发挥作用，史量才只得答应，将“洪宪元年”四字的位置放在报纸的第4行，而“洪宪元年”的字体也只相当于如今的8号字，小得连笔画都分辨不清，对此，大家自然都心知肚明。

2、史量才与蒋介石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汪精卫和孙科的压力下被迫第二次下野，通电请辞国民政府主席等职。而就在这一天，史量才的《申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时评《欢送》，“欢送”蒋介石离开南京，滚回老家，并且还详细列举了他的种种不得人心的政策。蒋介石在看到报纸后，拍桌大骂史量才。

蒋介石在离开南京前，派人暗杀了邓演达。宋庆龄得知后，悲愤的写下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团体》。她在文中强烈的谴责了蒋介石的卑劣行径，并直接宣称中国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团体，而蒋介石就是灭国民党之人。当时无人敢发表这篇文章，唯独史量才看到后说：“这么好的文章为什么不发。这是孙夫人亲自签名要求发表的，不是报纸造谣，我们没有不登的道理。”并在第二日《申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宋庆龄的文章。

此时的史量才已然成为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但蒋介石明白想要除去史量才并不容易。于是他第二次复出后多次拉拢史量才，封官许愿，重金相诱，史量才仍不为所动。

当蒋介石在忙于“剿匪”时，《申报》又连续发表了三篇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政治黑暗如此”“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在这一年间发生了许多的事情，使蒋介石和史量才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蒋介石终于在戴笠给他呈上的《申报》相关材料上狠狠的写下了六个大字，“申报禁止邮寄。”后来经过史量才的朋友的多方求情，加上禁邮并未对《申报》影响力有所减弱，于是提出了三个恢复邮寄的条件：“一是《申报》改变反政府态度，总编辑陈彬必须离开，由一向社论温和、少谈政治的张蕴和代替；二是接受国民党中宣部派员指导；三是立即辞退陶行知、黄炎培等重要报人。”史量才只接受了前2个要求，却拒绝第三个要求。从7月16日到8月21日，停刊35日后，国内民众呼声不断，才勉强同意以前两个条件为交换，解禁恢复邮寄。

自1932年12月起，史量才启用黎烈文，改革“自由谈”副刊。副刊发表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等作家、学者大量针砭时弊的评论、杂文。黎烈文本人也不时在“自由谈”专栏里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内幕。这些行为都已经超出了国民党所能容忍的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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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国民党当局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

综上所述，秉承史家办报理念的史量才，强调新闻优先，而不是言论优先是这一时期民营报纸实现时代价值，求生存，图发展的一种策略。不过，当打开《申报》，每日报纸呈现出的细致入微的民国生活，为我们研究那个时代的确保留了一份社会生活“活的地图”。但新闻纸毕竟不是仅仅服务于历史学家的“远望”，而是直接干预当时当地的现实生活。因此，《申报》后期言论尖锐的时期往往被新闻史研究者所称赞。但是，《申报》后期言论的强化，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强力干预，笔者认为，并非是《申报》作为一张近现代报纸自然发展而必然会出现的结果，而很可能是由史量才自身的政治身份的变化决定的。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史量才担任上海地方维持会会长、上海临时参议会会长等职务，被推上中国现代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直面当时上海乃至全国的政治纷争，而《申报》的巨大转变恰恰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表明，言论是政党报刊时期的主要武器，而新闻是大众化、民主化报刊时期的首要武器。相对于之前的新闻优先，当政治斗争日趋白热化的时刻来临，《申报》言论的强化，可以看作是这份报纸在史量才身份由报人转向政治家的过程中，办报理念变迁的折射。从两种身份定位出发所关注的社会生活中心并非完全一致，在当时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这种转变表现了史量才勇气和胆识。

史量才的《申报》与上海租界的关系性质。史量才办《申报》为何招来杀身之祸呢。窃以为，他办报的风险在于，中国与上海，上海与租界之间巨大的政治、经济反差。在政治上，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北洋军阀，甚至国民党统治前期，都无法对上海的租界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而《申报》在外国领事馆登记，在公共租界里办报的方式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相对自由是中国其他地区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申报》才在军阀混战不断，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得到发展。在经济上，上海从20世纪初期起，就已经成为远东经济贸易的中心城市，至30年代达到发展的顶峰时期，而《申报》的成功发展也正是这一经济畸形发育过程中的一个侧面而已。租界带来的政治与经济的活动可能空间是史量才借用这一空间实现社会服务与商业运作的底线保护力量。但租界作为上海、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病疾，其衍生出的关于民主与自由的幻象，很容易与中国近现代社会演化的固有轨迹发生碰撞。尽管有研究者乐观的认为：“所谓夷夏、尊卑、男女的等级鸿沟，无不在这里（指租界公共娱乐场所）首先受到质疑、颠覆，逐渐瓦解淡化分;i9]也有人曾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或者认为：“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推动了现代化进程”，“没有西方的殖民侵略，东方将永远沉沦”。”0]但无法回避的现实却是，民国早期的上海报业文化，和这座城市一样，国际上置于半殖民地体系中，国内置身于政治分裂、军阀专制的状况中。这两个特征充斥在当时报业文化的组织和报纸报道的新闻中。i川同时，对民国初期上海新闻报道的研究显示，大部分情况下，中国记者发现，向上海的外文报泄露消息，然后再把这些材料（事实上来自中国）从外文报翻译转引到中国报纸为他们带来了便利，这既可以免遭中国当局的非难，又可避免在中国区域引起社会尴尬。}‘2]这一新闻报道技巧表明，尽管都是在租界登记、出版，但中文报纸和外文报纸之间被允许享有言论自由的现实尺度其实是不一样的，所谓的半殖民性质的社会特征就隐身干这类不平等带来的报道技巧的背后。

史量才，包括当时艰难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力量都面临着这一同样的难题考验。如何能够以高超技巧周旋于租界与中国社会固有发展轨迹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规定，拓展更多的发展空间，是这时期史量才们必须考虑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史量才在这一过程中最终选择了不妥协。最能体现史量才思想的，莫过于他的这段名言：“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非国。”人格、报格、国格中最可贵的是独立、自由的精神。但是，在一个非正常状态下存在的国家与社会而言，很可能人非人、报非报、国非国才是近现代中国的现实写照。“三格并存”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恐怕才是非正常的。在近现代上海乃至中国的这一特殊社会形态背景下，史量才的死亡也属于非正常死亡，1934年11月13日被乱枪打死于沪杭公路。比较巧合的是，事发地点位于上海、浙江交界处，这一地点对于史量才被刺案的破解带来了相互推该的理由，贯穿两个行政空间的杀人事件也就因此成了悬案。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追问：史量才是死于租界政治，还是旧中国政治呢。两者之间有没有相互关系呢。讲到这里，忽然想到19世纪末期，林乐知曾经在中国出版的《万国公报》上撰文《印度隶英十二益说》，鼓吹英国统治印度的好处，并主张把英国的殖民统治搬到中国来，“本昔之治印者„„移而治华”。如果我们不能看到租界投射到中国近现代社会上的阴影，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反驳林乐知的劝说，似乎，一系列中国近现代反抗殖民的运动倒成为历史的累赘了。马克思曾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则谈到了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他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同时，马克思还认为：“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可以说，史量才的悲剧在于近现代中国的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