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关系》

试论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关系

辽金时期，草原民族的汉语文学作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它的意义主要还不在于成就本身，因为其成就尚不能代表汉语文学的水平，而在于草原民族汉语文学这支创作队伍的形成。从此以后，草原民族汉语作家，凭借其混血型文化优势，不时地为中国文学注入新的血液，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学的持续发展，草原民族汉语作家也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一支新生力量。忽必烈统一中原建立元朝之后，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又一次大规模地交汇融合。元朝近百年间，蒙古族的草原游牧文化既是作为当时统治集团的主体文化，必然影响逐步扩大，波及到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另一方面也吸收汉族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的因子，不断丰富和壮大自己。我们从元代许多蒙古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人描写草原生活的诗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变化。例如元代开国名相、契丹人耶律楚材就推行学习汉族先进文化的政策，他自己的诗文既长于描绘北方草原的壮丽景色和狩猎游牧生活，同时又眼界开阔，善于横向比较。这是过去草原文学中所没有过的。他这样描写阴山：“横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夸。”将“西域”与“江左”，亦即北方游牧地区与中原农业地区作比较，自然就要比就阴山写阴山气势恢宏，意蕴深邃。他的《过青冢用先君文献公韵》诗则完全是以汉族文人的价值观评判昭君出塞，以感伤的情绪吟咏这一历史事件，体现了契丹、汉族文人在文化心理上的交通。耶律楚材从军西征时写下了大量的边塞题材的诗文，这些作品从更广阔的角度反映了我们多民族国家将走向统一前夕，一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契丹族文化精英的心灵世界和社会理想，具有深厚丰富的历史底蕴。同是元代开国名相兼名将的蒙古人伯颜，善诗文，存有《咏鞭》、《奉使收江南》等绝句，俱大气磅礴，表现出骑马民族的豪放英武的心理特征：“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此诗作于灭宋南征途中，既反映了它葆有草原文化的特质，也显示出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元代中后期蒙古色目诗人群体的出现，如马祖常、贯云石、萨都剌等人，以边塞人写边塞诗，没有苦涩相，而多有奔放、从容的风度；以西域人写江南景物，另有一番新鲜之感。他们给诗坛带来了新的文化心态和审美感觉。元边塞诗不同于唐边塞诗的地方，在于它的抒情者以主人的身份代替了唐边塞诗的客人身份，从而使全诗的气质、情调尽变。马祖常所作《河湟书事》（其二）：“波斯老贾度流沙，衣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在旷远奇异中已露出几分田园四季诗的情调，其内在特质与盛唐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咏叹，以及岑参东望故园，泪湿双袖的无奈，是迥异其趣的。马祖常受汉文化的薰陶很深，为文“专以先秦两汉为法”，为诗则推崇李商隐，追求一种“金盘承露最多情”的诗风，以至于《元史》称其诗文“圆宏清丽，大篇短章无不可传”，元文宗图帖睦尔更称之为“中原硕儒唯祖常”。贯云石的诗则颇多英豪奇纵之气，比如《神州寄友》诗有句：“十年故旧三生梦，万里乾坤一寸心。秋水夜看灯下剑，春风时鼓壁间琴。”其雄伟壮阔的想象空间，很有一些盛唐的气象，同时也彰显了边塞民族审美想象的力度。他在《芦花被》诗中所谓“清风荷叶杯，明月芦花被”更成了诗人回归自然和清逸襟怀的象征，诗人也因此获得了“芦花道人”的别号。再如萨都剌的《芙蓉曲》：“秋江渺渺芙蓉芳，秋江女儿即断肠。绛袍春浅护云暖，翠袖日暮迎风凉。鲤鱼吹浪江波白，霜落洞庭飞木叶。荡舟何处采莲人，爱惜芙蓉好颜色。”作者以乐府诗的形式避开近体诗的严密格律，任自己的思维放荡自由地跳跃于秋江采莲女的身姿之间，无拘无束地拈来屈赋、杜诗和李贺诗的句子，使本显明丽的采莲曲带上楚辞的浩渺气质，抒情手法也别具特色。这类草原民族的诗家词人在使用汉语文抒情言志时，也许缺乏足够的汉语文学修养，并不擅于在篇章上描金镂彩，而且在文化态度上也不屑于奉行精严格律和繁密用典，但他们以游牧民族的苍茫眼光和浩荡的思维，展开烟波浩渺的审美视境，丰富了古代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宝库，反映了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双向交流和优势互补，以及对代表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中原汉文化的认同感。体现了北方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双向交流带给文坛的新气象。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一个新的社会集团的形成，必然存在着对原有多种文化的选择问题。就中国北部民族间的文化融合情况而言，主要有两种选择态度，一种是选择性继承，一种是选择性接纳。在两种不同的选择中，草原游牧民族间的冲突融合，在文化上主要是选择性继承问题，但在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融合中，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因为农耕民族的文明程度明显高于草原民族，因此这种冲突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农耕民族对草原民族的影响、接纳、消融问题，因而在文化的交汇中，更多地表现为选择性接纳，而不是继承。《敕勒歌》是产生于北魏至北齐间的民歌，由敕勒族人斛律金首唱。它不仅具有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更主要的是以北方游牧民族的眼睛去观察、审视周围的一切，其心理素质、思维方式、审美尺度，都具有鲜明的骑马民族的特征。诗中将苍天与穹庐相类比，不仅表现出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奇特的艺术想象，而且也反映了那时北方草原民族普遍存在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而“天苍苍，野茫茫”的深邃博大的意境，既是典型的草原自然环境的写照，也是北方游牧民族性格、精神气质的外化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敕勒歌》超越了一般景物诗歌的内涵而具有深层次的民族心理素质的文化价值。金代著名的鲜卑族后裔诗人元好问曾在《论诗》中评论此歌为“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对于这首诗歌，元好问绝不仅仅只停留于欣赏者的角度，而是将其神髓化用在了自己的创作中。他的名篇《岐阳三首》虽然在用典和格律上不同于这首歌谣，但是其中的“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歧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中所展示的开阔的时空意识；“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无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中与天地直接相对的问天意识，毫无疑问带有北方民族文学的某种特质，这些都鲜明地标示了诗人对草原文化的继承、吸取和化生。草原文化对汉族文人诗词创作的影响则有所不同，它是在慢慢渗透中完成这一转变的。当民族矛盾激化时，汉族文人主观上对草原民族的文化普遍持鄙视和排斥的态度，但民族交流历来是双向的，在与草原民族的交往中，汉族文人受草原文化耳濡目染；尤其是在汉民族处于草原民族政权统治之下时，汉族文人进入仕途之后，要与这些民族官员朝夕相处，客观环境使得汉族文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其影响；汉族文人在与草原民族文人唱和时，势必要考虑到对方的审美情趣及文化水平，这实际上也是在接受其文化的影响。北方游牧民族那种勇武强悍的个性，便这样借助其政治优势，向汉族文人的创作中渗透。辽金之际，南北交往密切，出现了不少汉族诗人描写草原风光的诗篇。严羽的《塞下曲》，描绘了黄河河套西北部风光：“渺渺云沙散橐驼，西风黄叶渡黄河。羌人半醉葡萄熟，寒雁初肥苜蓿多。”与严羽齐名的严仁也写了一首《塞下曲》，同样是描绘草原傍晚的景象：“漠漠孤城落照间，黄榆白苇满关山。千支羌笛连云起，知是胡儿牧马还。”这两首景物诗都写的舒缓闲适，生意盎然，呈现一种对草原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表现在艺术上的圆融美。明初僧人梵琦有咏塞北草原的诗作数首，对当时的漠北漠南的蒙古族游牧生活描写得颇有特色。如《当山即事》：“水草频移徙，烹庖称有无。肉多惟饲犬，人少只防狐。白毳千缣氍，清尊一味酥。豪家足羊马，不羡水田租。”在明代，与此风格相似的还有另外几位汉族诗人的诗，如钱逊的《胡人醉归曲》：“更深宴罢穹庐雪，乱拥旌旄马上归”，描写别有风味；于谦《塞上即景》中的“炕头炽炭烧黄鼠，马上弯弓射白狼”及“坐听鸣笳送夕阳”句：李梦阳《云中曲》中的“黑帽健儿黄貉裘，匹马追奔紫塞头”、“白登山寒低朔云，野马黄羊各一群”句；谢榛《漠北词》的“石头敲火炙黄羊，胡女低歌劝酪浆。醉杀群胡不知夜，鹞儿岭下月如霜”；李攀龙《观猎》的“胡鹰掣镟北风回，草尽平原使马开”等句，都写得生动活泼，有声有色。在这些汉族诗人笔下，北疆草原不再只是朔风劲吹、黄沙漫天的令人生畏之地，而变成了一幅幅令人向往的风俗画卷，这正是汉族文人在思想上对草原民族文化接纳、认同的外在表现。

由于北方草原文学的地理和民族等原因，它对中国文学总体格局的参与和改造，丰富和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内在特质，给它增加了不少旷野气息和阳刚之美。“北方草原文学”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功能作用和深刻影响，实质上反映了在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冲突融合中，中原文学的胡化和边塞文学的华化的过程，在胡化和华化的双向作用中，在新的历史台阶上重建中国文化的总体结构和特质，重新开辟中国文学的轨迹与风气，经过漫长的南北多民族文学的冲突、凝聚、吸引、渗透、变迁和融合，从而在文学的历史性进程和共时性构成上，形成了博大精深、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

第二篇：试论企业文化建设与erp之关系试论企业文化建设与erp之关系

长江

湘潭钢铁集团公司erp办公室

从理论上讲，erp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实质上就是一种企业文化。按照企业文化的理论学说，企业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而erp系统的硬件网络、岗位职责、绩效考核体系，以及erp理念中所涵盖的流程服从，以顾客为导向、创新的思维和开放的意识都具备了企业文化的基本属性且构成一种全新的企业文化。

那么，是否建立起erp系统，全新的企业文化就能自然形成呢。笔者不以为然，笔者认为要保证erp的顺利实施和系统的正常运行且建立起优秀的企业文化，除必备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外，还得从企业的灵魂——企业文化入手，作进一步的思考。

一、现有的文化与erp文化须有机地融合。

我们知道，由于不同国家和地质的性质不同，传统文化和历史背景不同，erp所构建的企业文化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它与国有企业这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企业文化虽有着许多共同的属性，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性主要表现在集权与分权的观念，稳定平衡与戏剧性变化的观念，因循守旧与变革创新的观念等等。更深更具体一点分析，erp所建立起来的管理系统和组织架构明显打破传统的企业边界和等级金字塔结构，不管你是什么等级，相互间不是谁大谁小的问题，而是一种服务与支持的关系。领导不是凌架于员工之上的管僚，系统界限趋于模糊，组织结构趋向网络化，在整体利益起主导作用的原则下，强调员工的团队精神和部门之间的协作精神。在我们国有企业中，由于科层制等级森严，企业管理的执行通常是上级下达任务，除最高管理层外，企业中的大多数员工都处于被动完成上级指派任务的地位，考核个人的业绩的好坏带有领导的主观色彩，并在此基础上决定下属的升迁。这样，企业内部的人性关系很容易造成人为的亲疏，个体竞争激烈，但不是凭知识、能力、业绩、而是凭关系。在这种旧制度和旧文化中，不少人为了获得个人的优先地位而不得不牺牲道德人格。集权制的泛滥和一些人的打击、排斥另一部分人的情况经常发生，因此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团队精神。同时不难发现，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哲学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比如，西方国家的企业比较强调“理性”管理，注重规章制度，管理组织结构、契约等的作用，而东亚国度则更强调“人性”的管理，如强调“人际关系”，“人的主体意识”，主体潜能的发挥等作用。换句话说，在是以理性为本，还是以情感为本，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的问题上，西方企业的管理文化和东亚企业管理文化形成了明显的差异，面对如此的差异性，（可视为现有文化与erp文化的差异）我们只有在尊重国情的基础上，以市场法则为准绳，弘扬和培育先进的文化，摒除落后的文化，并将两者优秀的文化有机地融合，树立起真正适应市场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观，构建起先进的管理运营的组织体系，形成有自己特色的企业文化，也只有这样，erp系统方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企业方能获得健康，持续的发展。

二、企业文化与erp系统的互动中将形成内驱力。

人是企业的主体，企业的一切存在都是由人来创造的，是企业众多资源中最重要、最富贵的资源，这应是不争的事实。erp项目的实施，erp系统的运行和维护，系统和持续不断改进都是由人来进行和完成。而且整个过程对人力资源的要求越来越高，诚信和责任感，高素质且富有创新思维成为系统的重要支撑。从已实施erp项目的企业的经验和我们正在实施中的实践告诉我们，实施的风险绝大部分也是来自于人，实施中和运行后遇到的阻力和困难也同样出自于人。其中包括bpr阶段的个人利益的调整和权力的再分配所涉及到的观念转变，系统切换阶段的涉及到的部门之间的团结协作。系统上线运行后流程监控、数据录入中涉及到的诚信和责任心，系统维护和二次开发中涉及到的人力资源的匮乏等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则正是企业文化建设的自身课题和根本内涵，作为以“人本管理”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的目的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要培养和造就一支忠于企业，具有市场经营理念和价值观的，既掌握现代管理方法和手段，又具有创新意识和协作精神的团队，这种培养和造就的过程涵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人本管理中，即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注重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潜能，通过企业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改善、营造一个吸纳人才和有利于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激励功能，激发广大职工以高昂的士气，自觉地为企业，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发奋工作，这也就是所谓的“自律”性。从erp文化的角度看，它倡导的是建立学习型组织，强调的是创新的思维和开放的意识，这正迎合了我们正大力培育和弘扬的“善于学习，不断创新，争创一流”的湘钢精神。近几年生产经营实践中，依靠这种精神，我们战胜了不少困难，克服了不少的阻力，在今后的erp实践中，大力弘扬这种精神，也一定能战胜不少的困难，克服不少的阻力，（湘钢精神与erp理念相吻合）就能降低实施风险，增加成功的因素。

另一方面，从erp系统来看，利用系统本身设计的岗位职责、岗位绩效体系等，包括系统自身的监控功能，达到约束员工的行为和岗位间、流程间的制衡，这就是所谓的“他律”性。通过“自律”和“他律”的相互结合，使管理达到更高层次，进入更高境界。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只要我们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和erp系统自身建设的互动性（erp建设也是一种管理文化的建设），就能产生较为强劲的文化力，这种文化力无疑就是erp系统建设和运行的内驱力。

三、企业文化的全面建设能形成erp系统运行的外推力。

人们不难发现，知识经济的迅猛之势，将给人类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带来一场革命。但是，知识经济的巨大威力只有在一种新的企业中才能发挥，这就是既有着优秀企业文化，又与社会和谐融为一体的企业。笔者感到，在当今的企业管理层中，还有一些人没有全面理解和把握“知识经济”的内涵，他们只重视知识经济中自然科学知识或技术手段与市场的连接问题，即只考虑建立技术手段以及由此所关联的应用机制，却很少关注以文化价值观念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与市场化的连接问题。企业文化对市场的渗透已起到了越来越明显的作用，这方面，国际知名的ibm、松下，国内的海尔、联想等企业就是最好的例证。作为erp这种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孕育和成熟起来的先进管理思想和方法，我们在强调系统设计与配置的同时，也决不能忽视了对企业文化的关注和思考。一方面，erp的转变促成因素中，技术因素并不是最大的问题，即使解决了所有的技术问题，最后也不一定能确保成功。这里主要的还是人的问题，在此不再赘述。另一方面，erp并不能解决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所有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说，epr系统要充分发挥其功能，还受很多因素的制约。多年来生产经营实践告诉我们，对企业影响最大，无时无刻不在强烈作用企业，影响企业发展是企业的外部环境问题，这种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环境、市场环境、社会意识环境等。我们的erp建设相对来说处在同行业的前列，在省内更是如此。公司外部的意识环境，包括政府职能部门的意识都不可能完全达到这一层次，或多或少会存在着一些偏见和不相融合之处。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又不可能不与这些客观存在相联系。因此，如何在这样一种相对不利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这就不单纯是erp系统能解决的问题。人们常说，在市场经济的背后，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是经济规律，同时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也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文化，因此我们要发挥企业文化这只手的功能来解决以上这些问题，还有诸如企业的形象问题、员工形象问题，质量意识、服务意识、产品的品牌与客户及供应商的关系问题（未形成供应链体系前），等等诸如此类问题，都是目前erp系统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只有通过企业文化的全面建设来解决，这样来减少erp运行的外在阻力，为erp系统的高效运行提供必要的支持，从而最终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篇：试论词汇与文化的关系试论词汇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是一个大的范畴，它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地说，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

文化是一个大范畴。广义上讲，它既有物质内涵又包括精神方面的东西，是物质与精神的统

一。我们人类通过语言认知世界，语言翻译的过程其实是文化交流的过程。词汇是语言的核心，因而对词汇的准确理解与翻译构成跨文化交际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文化制约着交际，文化制约着语言。所以，从文化的角度探讨词汇的理解与互译无疑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文化的普遍性决定词汇的共同性，形成翻译的一致性不同语言之间和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之所以成为可能，一个重要的前提取决于文化的普遍性（cultuoluni二二als）。何为文化的普遍性。简而言之，指各文化中的共核部分。譬如，身居世界任一角落的人们都具有完全相同的生理结构;他们生存所需的外部环境也几乎一致：山、水、房屋、衣、食、住、行等;伴随世界历史的向前发展，不同肤色的民族还创造出了许许多多颇具共性的人类文明：音乐、绘画、雕塑⋯⋯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辩证的：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服务于文化，反映文化需要。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制约着语言的派生。众所周知，词汇是构建语言的核心，词汇的变迁可以折射出文化的发展、变化，文化内涵因而在词汇上得以充分表现。比较任何两种自然语言的词汇表，我们立即就可查找到众多具有相同内涵的“等价词汇”（e卿计alentrd）：sk抓天空）、inan（男人）、fod（食物）等有些词汇在中英文中，其联想意义也一样。如蛇（snake、serpent），中文里“蛇”的引申意义和联想意义都不佳，美女蛇、水蛇腰（指女人弯曲的腰身，用以勾引他人）。中文的文学作品中，“蛇”的意象时常是反面人物的代表。英文serpent一词翻译成汉语“撒旦”、“恶魔”，同样蕴含着否定的、邪恶的意义。又如狐狸（fox），中英文里都具“狡猾”之意。

二、文化的特殊性决定词汇内涵的差异性，形成翻译的非一致性对文化的特殊性大家是不陌生的。从最原始、最狭义的方面看，各民族分布于世界各地，在其繁衍的历史进程中，往往因自然环境的差异和改造自然手段的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现实。所以，我们常听到有“玛雅文明”、“古西腊文明”和“黄河文明”之说。这里，所谓不同的“文明”其实各自代表着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民族文化成果：玛雅文明代表着地中海文化，古西腊文明代表古典的希腊文化，黄河文明代表着中国文化。虽处同一宇宙之中，人们所“见到”的却是不同的“画面”（p浪ures），在此，文化背景充当着修饰和过滤的角色，换言之，文化的特殊性得以显现，以上所提到的不同文化命名正是基于这一点作出的。按萨巫尔•沃夫的语言相关论（hnguisticrelativity），“某一语言系统编码的范畴和差异是该系统所特有的，不可能与其他系统中的范畴和差异相提并论正如文化的普遍性决定词汇的共同性，文化的特殊性同样决定词汇内涵的差异性。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英汉词汇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客体一致，意义迥异客体指一切可用词汇表述的认知对象。这里的意义我们指引申意义。比如，“龙”作为一种虚构的动物，在动物学上并没有“龙”或“dragon”的动物概念，说中英文的人都认为它是不存在的。这两个词都是从神话、传奇或神童话中来，在汉文化中，“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所以中国人常赋予它至高无上的权利。如，真龙天子、龙王爷、龙袍、龙颜大怒、望子成龙、登龙门、人中龙、龙蟠凤逸。在节日，民间还流行划龙船、舞龙灯。书法上也有“龙飞凤舞”的说法。英文中，“dragon”则是一恶魔、邪毒的形象。在英国早期传说beowulf中，龙作恶多端，是一个最终要被消灭的恶

魔。中文的“月亮”和英语的~都是围绕地球转动的那颗独一无二的卫星。不过，“月亮”在中国人的审美性趣中，常常引起美的意象，“花好月圆”、“月下老人”、“一轮明星”、“一轮满月”、“蛟洁的月光”、“明月当空”、“月儿弯弯照九州”等都是美好象征。月亮还与传说及习俗相关，如“嫦娥奔月”的传说，传统的中秋节。中秋节又称团圆节，而月亮则是人们所期望的美好的团圆的象征。李白的《静夜思》中，月亮常常用来表达思故乡、惜别、渴望团圆的意义。在英美人的眼中，月亮很难引起类似的美的印象。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月亮常常与阴郁、忧愁、恐怖联系在一起。如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人们认为仲夏夜的月光照在身上能产生极度的疯狂，英语里有“mids~e：madness”，这种联想与英文词“lunar”和“l。naoi（•”有关。在助n卿andietiona卿ofcontem即rawenglish中对这两个词是这样解释的一一1llnal，：of。reoneerningthemon.lunatic：aperosnwh。issufe五nganillnessofthemind.英文“lunaticasylum”则是“精神病院”的委婉说法。在英文成语中，月亮常与不可能实现

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2.意义相同，所指（reference）有异中国人的“家庭”与英美人的伪mily都是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但中文里，“家庭”至少包括祖孙三代，而英文里lbmily则不包括“祖辈”这一代，仅指夫妻和孩子两代。再如表示血统关系的称谓词，汉语中极为丰富，对不同的所指对象表达得极为明细;相反，英语中表示称谓的词似乎要匾乏得多，单个称谓词的外延比汉语中的相应的称谓词要广阔得多，这或许与英美人不太注重血统关系，主张个人主义有关。“叔叔”与unde的表层意义相当，然而各自代表的对象和词的外延截然不同，类似的例子还有姨妈：ant（还可指舅母、姑妈、阿姨、婶婶等），岳母：mother一inlaw（还可指婆母）等。当然，词义相同而所指不同的词不仅限于这两类：汉语中的“山”译成英语为mountain，殊不知，mountain的指称对象只是“山”的一部分，从外延范围考虑，“山”=mountain+hil，同样，英语中的river=汉语中的“江”+“河”。

3.空缺词汇（vacantwo记s）有些词汇在一个民族文化中理解起来很容易，但是另一民族中的人对它却不大熟悉，这类词汇我们称为空缺词汇，即某些词汇在其它文化背景中没有与之对应的词汇相匹配，如公爵（duke）、侯爵（maruis）、伯爵（earl）、子爵（viseount）、男爵（b二n）等爵位，中国读者对之不大熟悉。英国是一个君主制国家，贵族都由君主封给爵位且等级分明，包括以上五个爵位。而另一种爵位（sir）虽然也是由君主加封的，但此种爵位并不属于贵族。至于中国清朝皇帝后官佳丽三千，有关后妃的词汇更是丰富多彩，如皇后、皇贵妃、贵妃、妃、殡、贵人等。汉语中的这些词汇，外国人很难理解其中的区别。很多词汇与一个民族的民间文化与风俗紧密相关，因此民俗方面的空缺词汇也不少。如流行于中国民间的“风水术”，大凡兴工动土，都要观看地形，看是否得风得水，方可择宜地、避凶地。此即所谓相地术中的“风水”。西方文化中只有所谓相面术（phrsio孕om};），并无相地术。此外汉民族还有“阴阳术”、“八卦测命术”等奇术异巧。外国人很难理解并体会到其中的引申意义、审美情趣及伦理观念，翻译起来自然一也很困难。

4.宗教词汇宗教是最能反映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本质及内涵的一种文化载体，因此由于各地域不同种族的信仰不同，宗教情感及语言表述大不一样。英语中的即（福）、god（上帝）、（圣经）、（传道师）、（圣母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神意、天道、天、命、神、上帝），上帝许给亚伯拉罕的地方[迎南〕，福地希望之乡），这些宗教词语对普遍地对宗教不大了解的读者来说，理解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体会其宗教涵义更是难上加难。同样，中国的类似宗教性的语汇和礼节，外国人看起来也是如读天书。如中国的烧香化纸、三牲、长跪、敬神、阿弥陀佛、财神菩萨、玉皇大帝、观音菩萨等词汇都是纯粹具有中国宗教及神话色彩的名词，西方人翻译起来非常困难，甚至不能翻译。

三、翻译的语用原则：确立词汇的文化定位

翻译是从源语言（sourcelanguage）转换成目标语（targetlanguage）的过程，评价译文的标准是

依据译文的语义内涵是否与原文等价。在翻译实践中，我们都深有体会：要把一个具体的文字翻泽做好，除了要具备良好的双语文字基本功外，对双语文化的深人了解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谈及词汇的文体功能时，johnasonswift强调“把恰的词用于恰当的地方”（putproperwordsinproper户aces.）。

其实，这一原则在翻译中同样适用。词汇是语言的核心，自然而然是翻译的核心，翻译中强调“文从字顺”，词汇的作用因此得以充分肯定。做翻译时要做到用词恰当，首先务必弄清词汇的意义。这里的词义，一般可以分为两种，字典意义与联想意义所谓字典意义（conceptionalmeanine），是指对一个词的具体的、准确的释义，不包括它的色彩与联想涵义。联想意义（associativemeaning），是指与字面意义相区别的，一个字、词所包含的情感色彩或隐含的释义。英文connotation或cormotativemeazi嗯译作“伴随意义”，字根源自中世纪时期的拉丁文co~tionem，意指一个词除了它的基本意义以外所具有的附加涵义。后来，语言学家用该词来指一个词或词组的概念意义以外的意义，又称联想意义。语用学上称之为引申意义（imnliedmeaning）。字面意义与联想意义相比，要容易把握些。联想意义更多的是负载着文化的成分，譬如，刀veme，助vemydog。翻译成中文叫“爱屋及乌”或“爱人及物”而不能译成“爱屋及狗”或“爱人及狗”。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了一个问题：对词义的理解需要借助文化的支撑，

要做好翻译，必须确立词汇的文化定位。今天，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民族间的交往日趋频繁，文化差异逐渐缩小，文化融合已成为一个世界现象，形成这一现象的直接结果是不同语言间词汇内涵、外延的趋同和拉近，语言交往的渠道也因此更畅通r。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正视文化差异这一永存的客观现

实，本文所讨论的只是一个侧面。文化决定词汇的内涵，词汇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只有真正全面深刻地了解了各种不同文化的异同之后，我们才能准确地把握词汇的联想意义，也才能真正比较完美地译好各国文化产品，使跨文化交流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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