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邑文化浅谈》

马邑文化浅谈

时间：2013/12/109：05：00来源：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

马邑文化提出已有十余年，一些学者为此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作为朔州人，我们对马邑文化也很感兴趣，但由于长期从事理论工作，对历史比较生疏，资料少，基础差，现只能谈些粗浅的看法。目的是为了引起更多学者关注马邑文化，研究马邑文化。

一、马邑文化生成的背景

1.地理环境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生产力的发展还处于十分落后的水平时，地理环境起着决定作用。地理环境就是指特定社会所处的自然条件，包括气候、河流、地形、自然资源和矿藏资源等。

朔州地处山西省的北部，大同盆地的西南端。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风大雨少，气候干燥，一年四季有风，春季大风多，沙尘暴频发。年降水量400多毫米，多集中于夏季，蒸发量大于降水量。

山西缺水，朔州同样如此。境内有数条河流，最大为桑干河，流量7立方米/秒。其它像恢河、元子河、浑河、沧头河流量都比较小。这些河流河深岸高，不利于用来灌溉。直到明清之际才出现了一些小型引水工程。

朔州属黄土覆盖的高原地区，山地、丘陵、平原分别占总面积的26.5%、34.3%和39.2%，平原地区有不少盐碱地。山地和丘陵地区适宜发展畜牧业，桑干河两岸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农业以粮为主，种植单一，而且是广种薄收，正常年景亩产也不足100公斤。

明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长和做饭取暖的需要，植被遭到了彻底破坏。解放初期，森林覆盖率只有1%左右。一半以上土地存在水土流失、沙化严重、土地肥力下降的现象。

朔州是一个多灾地区，仅明清两朝的史书记载，旱灾、风灾、霜灾、虫灾就多次造成全境大面积减产或绝收。

明朝兵部尚书王越的一首诗反映了雁门关外荒凉的自然环境，“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百里并无梨枣树，三春哪得桃杏花。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清朝前期，朔州地区经济仍然相当落后，康熙皇帝路经朔州，见地瘠民贫，曾免当年和次年应征地丁银米。

山西分晋南，晋中、晋北三大部分，地理环境差异明显，社会文明的发展也呈现出由南向北的态势。

2、悠久的历史

古人类很早就生活和繁衍在朔州大地上，考古资料显示，位于朔城区桑干河上游的后圪塔峰石器遗址，距今约10万年，属旧石器中期，与阳高县的许家窑遗址属于同一体系。后圪塔峰人来自何处。与许家窑人是什么关系。有两种可能：一是许家窑人和后圪塔峰人同为某地（很可能是北京人）古人类的两个分支，一支到达了许家窑，另一支到达了后圪塔峰;二是许家窑人和后圪塔峰人同为某地古人类的一支，他们先到达许家窑，随后不久便有一部分人来到后圪塔峰。后圪塔峰人在朔州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朔州的历史已有10万年之久，而不是有些史书所说的近3万年。

旧石器晚期的峙峪人，距今2.8万年，可能是后圪塔峰人的后代。峙峪遗址出土的石器小巧玲珑，北方细石器的特点基本定型，是细石器文化的直接先导，被考古学家称为“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或“北京人文化—峙峪人文化。”峙峪遗址在我国考古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被写入不少史书和大学教科书中。

新石器早期遗址有怀仁鹅毛口遗址，距今近万年。鹅毛口遗址是我国华北地区发现的一处大型石器制造场，它与内蒙古大窑和广东的西樵山合称为我国新石器时期的三大石器制造场。新石器中晚期遗址在应县、平鲁、朔城区、右玉均有多处发现，这说明六千年前的古人类的足迹已遍布朔州各地。

朔州三面环山，多条河流贯穿其中，山上茂密的森林，山下广阔的草地，是古人类采集、捕鱼、狩猎的理想场所。

大约在五千年左右，中国人类社会开始由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据《史记》记载，黄帝“北逐荤粥（薰鬻）”（北狄先期的称谓）。传说中的黄帝不一定确有其人，黄帝应该是部落联盟的称号。黄帝部落联盟同北方的荤粥部落相邻而居，发生“北逐”在所难免。

黄帝之后，有《墨子》尧“北教乎八狄”的记载，说明炎黄尧舜时代，朔州地区一直有人类生存。

朔州地区在夏商时期属冀州，西周时归并州。春秋战国时代，晋国的势力最早进入朔州地区，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破林胡、楼烦，置云中（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古城）、雁门（治所在今右玉县）、代（河北蔚县东北）三郡。秦置马邑县，北齐置朔州，此后的历朝历代，朔州地区都有各种不同的行政建置。

3、频繁的战争

战争伴随着人类社会，大概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战争总是要发生。人类社会最初的战争发生在原始人群与原始人群和部落与部落之间。黄帝与蚩尤之战，黄帝与炎帝之战，时间之久，规模之大，远古时代实属罕见。

当汉民族在中原地区形成后，同四周的其它民族冲突就接连不断，特别是同北方民族的冲突更是频频发生。

古代北方民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东北地区的肃慎系统、大漠南北的各族、西北新疆一带的西域各族共三大系统。狭义是指大漠南北的各民族，大体可分为三个族系，一是匈奴族系;二是突厥族系;三是东胡族系。古代北方各民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但他们概源于上述各大系统。

汉民族与其它民族的区分，大概最早源于新石器时的不同区系文明，炎黄时代为汉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时生活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的部落率先进入农耕文明，而四周的其它部落却还基本上生活在捕鱼狩猎的原始状况，于是中原地区的部落成为最早的华夏民族（汉朝称为汉族），四周的其它部落分别称为北狄、西戎、东夷、南蛮。

古代北方民族同汉民族的战争最早发生在黄帝时，传说黄帝“北逐荤粥”。商朝时北方的土方和鬼方被武丁征服，成为商的方国。当商朝后期国力衰退，朔州一带的燕京戎曾战胜商的王师。西周时康王、穆王也曾多次征伐北方的戎狄。春秋末，戎狄在河北北部和朔州地区建代国和楼烦国。公元前458年，赵襄子灭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灭东胡、林胡、楼烦，置云中、雁门、代三郡，赵国的版图北达阴山。从此，朔州地区成为北方的主战场，朔州古城成为军事要塞。赵国名将李牧守边，秦始皇筑长城，蒙恬北征匈奴，西汉的白登之战、马邑之战，东汉的马邑战役，唐初的新城突厥之战、定襄之战，裴行俭朔州击突厥之战，宋时的陈家峪之战，元兵占领朔州城、俺答进犯朔州，李文忠马邑抗元等战争波澜壮阔，震撼华夏。纵观发生在朔州地区的战争有三大特点。（1）时间长。从赵襄子灭代算起，到清朝灭亡，在近2400年的时间里，战争相当频繁，究竟发生了多少次，根本无法统计。在中原新的王朝诞生后，为了巩固北方领土，要同北方民族发生战争;当一个中原王朝没落时，北方民族南下攻城掠地，建立自己的地方政权;就是在中原王朝的中期，北方民族也常常侵袭不断，掠夺人口，枪夺钱物。（2）规模大。战国时李牧驻守代郡和雁门郡，一举歼灭匈奴骑兵10余万;秦时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西汉初刘邦亲率32万大军同匈奴作战，被匈奴40万精骑围困于白登山;十六国的诸强之战，兵力常常多达10万以上;唐初李世民10余万兵分四路大破突厥：宋时的宋辽大战;明初同残元的战争等，大战之多难以计算，为全国所少见。（3）参与民族多。以汉民族同北方民族的战争为主，北方各族之间也互有战争。南北朝的多民族混战;宋元时的辽金，蒙古同金与西夏之战，尤为突出。在朔州这块不太大的土地上，几乎所有北方的民族都参与了战争，真可谓蔚为壮观。

4、长期的胡汉杂居

当汉民族在中原地区形成后，便有了胡汉杂居的问题。胡汉杂居始于炎帝和黄帝时期。传说炎帝生于姜水（今陕西岐山东），为羌人氏族部落的宗神。传说匈奴和南方的“蛮夷”为黄帝之后。北魏鲜卑族拓跋氏自认为其始祖为黄帝，“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资治通鉴》卷140，《齐纪六》）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1976年版）认为黄帝是北方部落的袓先，而在北方部落联盟中有不少戎狄。不论传说或史书的记载，它反映的事实可能是炎帝和黄帝时期胡汉之分刚开始，炎帝和黄帝的部落联盟中就有一些四夷的部落;或是炎帝部落和黄帝的初期时，一部分人到了中原地区，逐渐形成汉族，一部分人仍生活在原地，被视为四夷;或是溶入汉族后，一部分人又迁往东、南、西、北各方，与四夷杂居，成为是四夷的首领。胡汉之分没有确切时间，炎帝和黄帝是否是四夷的共主无需深究，但炎帝和黄帝时期就有了最早的胡汉杂居应该是事实。

炎帝和黄帝之后的尧、舜、禹时代也是胡汉杂居，尧“北教乎八狄”就是当时情况的反应。

春秋时期，周王朝国力衰微，北方戎狄日渐强大，大量南下进入晋地与华夏杂居，晋国立国时所处今晋南“河、汾之东，方百里”（《史记·晋世家》），“晋四面皆狄”（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晋卿族废兴》）。晋悼公时，采用了大夫魏绛的“和戎”之策，与分布在大同、朔州一带的北戎友好相处，形成了汉民族与戎狄接壤或插花杂居的状况。

从赵武灵王设三郡到秦汉设马邑县，大量军队进驻朔州，朔州地区现存的许多战国墓和汉墓就是证明。此后胡汉杂居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北方民族南迁。有的北方民族被汉王朝征服，臣服于汉王朝，导致大量内迁;有的是朔州地区被北方民族占领，成为其居住地。二是汉民族北迁，汉文帝即位后，就曾幕民充实边境。以后的历朝历代，新王朝初建立时，由于战争的原因，朔州地区人烟稀少，都需要大量移民充边。不论是南迁还是北迁，规模之大在全国少有，有时是几十万，多达上百万。小规模的，自发的迁徙不计其数，而且持续时间竟长达二千多年。同时，几乎所有的北方民族都进入了朔州，先秦有戎狄，秦汉有匈奴，南北朝有柔然、鲜卑、羯族、氐族等，隋唐时有突厥、回纥、沙陀、吐谷浑等，宋元明有女真、蒙古等。

在马邑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转变。第一是马文化向牛文化的转变。马文化是对游牧文化的形象命名。因为马在游牧民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马是游牧民族放牧、交通、运输、战争、体育活动的重要工具，马的作用渗透到了游牧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牛文化是对农耕文化的形象命名。牛是农耕民族的重要生产工具。用马命名游牧文化和用牛命名农耕文化自然十分确切。

早在新石器时期，即距今六七千年前，朔州先民就开始定居，也就开始有了原始的农业生产和家畜饲养业。

朔州的马文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重要的养马基地。马文化是指人类把野马驯化为家马。中国的马文化形成新石器晚期。朔州的养马从现有的资料看，大概在春秋战国时规模已很大。《左传昭公四年》有“冀之北土，马之产地”的记载，朔州为冀之地。赵国的祖先原为游牧民族，擅长养马、御车，打猎，故被赐予赵城。（王崇德、王纪山主编《文明街流》卷）战国时战马名驰天下。秦建马邑大规模养马。古代朔州的养马，既有官养，又有民养。秦时班壹“致马牛羊千群”而富极一时（《汉书.叙传》），北魏时尔朱荣以牧为业，富甲一国，为其放牧人多达数千。第二阶段从唐到清末为养马和买马的混合期。从唐代开始在北方设马市，用高价买马。唐代、辽代和元代时，朔州仍然养马，畜牧业很发达。但开设马市原因有两点，一是养马已不足国用，需要买进;二是朔州马的质量不如北方少数民族的马。汉武帝时就从西域引进汗血宝马，可见马的质量问题确实很早就存在。这两点都表明从唐开始，朔州的养马规模不如从前，这可能与隋唐时的“转牧为农”政策有关。唐以后，朔州的马市规模越来越大，明清时期，每年交易数量多达几千匹。

朔州的农业始于新石器的中晚期，起步较早，但发展比较缓慢。大体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石器到隋唐时为混合型农业，即畜牧业和农业并重。晋国时魏绛和戎，开创了北方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的大转变，但直到隋唐时期，朔州农业发展总是时好时坏。在政局稳定、政策鼓励下发展就快，当战乱开始或在豪强掠夺下就倒退。农业始终难以成为主业。第二阶段为屯田制农业。曹操最先在北方屯田。从隋唐时实行屯田政策一直到明清，朔州的农业一直以屯田制为主。到清朝雍正三年（1725年）屯田仍占总耕地面积的76%，私田只占24%。大概到了清末屯田才被私田所取代。这可以从民国初年的土地占有情况间接证明。据《朔县志》载：“民国八年（总耕地面积）为1187893亩”，而“全县农户为1252户，户均占有耕地94.5亩”，总耕地面积同农户占有面积相一致，可见屯田已不存在。屯田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唐初，粮食产量不仅可以满足驻军的需要，还可以“岁剩粟万余石”（《隋书·郭衍传》），清朝末期，朔城区是有名的“雁门关外的米粮川。”

由农牧并重转到以农业为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了明朝这种转变基本完成。

第二是从胡汉杂居逐步向以汉民族为主转变。胡汉杂居是北方民族融合为汉民族的主要途经，无论是通过战争进入汉民族地区，还是经过迁徙进入汉民族地区，杂居的结果是北方民族慢慢被汉化，融合为汉民族。东夷首领蚩尤同炎帝和黄帝发生战争，东夷族很快融为汉族。西戎的一部进入河南一带，也被较早地融为汉族。商王文丁赐燕京戎以国姓子姓，揭开了北方民族融为汉民族的序幕。春秋战国以后，朔州地区逐渐成为中国民族冲突的主要区域，自然也成为民族融合的主要地区。南北朝时期，多个北方民族进入黄河中下游，形成民族融合高潮，唐末和辽金元时期出现又一次民族融合高潮。大概到了明代，汉民族和北方民族以长城为界，胡汉杂居基本结束。

这里还需要讲一下什么是民族融合，也就是融合的标准。斯大林曾给民族下过一个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的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选集》上卷）“四个共同”就是民族融合的标准。达到了“四个共同”的标准，就说明北方民族已经融合为汉民族。当然，我们对标准只能相对地理解，北方民族的一些非本质的东西还会以不同的形式保留下来。

民族融合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人数少的民族会被人数多的民族融合;二是文化落后的民族容易被文化先进的民族融合。此外，政治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比较短暂。文化的先进更具根本性，汉民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归根到底在汉民族的文化先进。

民族融合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主动融合。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力度大，手腕硬，影响广，是主动融合的典范。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反复，但改革效果显著。二是自然融合。由于长期在同一地区生活，北方民族不断吸收汉族文化，慢慢融合为汉族。大规模的主动融合并不多见，自然融合是一般的常见形式。三是通婚融合。相互通婚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形式，可以造成种族血缘的混合，直接引起语言和习俗的变化。据史书记载，晋国率先冲破“华夷之别”同戎狄互相通婚。此后汉朝的“和亲”，隋唐皇室同少数民族的通婚时有发生。一般老百姓之间的通婚就更为普遍了。四是战争加速融合。在古代，战争成为民族杂居的主要推进形式，不论是中原王朝的北征，还是北方民族南侵，最终形成胡汉杂居，北方民族逐步被汉化。

二、马邑文化的主要特征

1、独一无二的马文化

（1）峙峪猎马人。生活在距今约2.8万年的峙峪人心灵手巧，制造了无数件打击石器，发明了精美的弓箭，大大提高了捕获猎物的能力。在峙峪人捕获的动物中，最多是野马，故被考古界称为“猎马人”。

峙峪人只是捕获野马，还不会驯化野马为家马。但峙峪人在大量捕杀野马的过程中，最早掌握了野马的习性，为后人驯化野马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所以，李元庆先生把峙峪人的猎马现象称为原始马文化或史前马文化。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发现了许多石器遗址，但只有峙峪人被称为“猎马人”。是峙峪人首创了中国原始马文化，昭示着朔州马文化的源远流长。

峙峪人大量捕杀野马，那么比峙峪人更早的后圪塔峰人主要捕获什么动物呢。是不是也是野马呢。野马化石最早发现在山西丁村遗址，丁村人同后圪塔峰人同属于旧石器中期。丁村在山西南部，峙峪在山西北部，这是否说明在原始社会的山西，生存着很多野马，尤其北部野马更多。依此推理，后圪塔峰人捕获得野马数量一定不少。峙峪人猎马的经验可能就源于后圪塔峰人。后圪塔峰人极有可能就是原始马文化的最早奠基人。

（2）马邑古城。随着朔州的建市，朔城区的市区面积不断扩大，原来的西古城和北古城已被无知毁坏。考古证明，朔城区的古城就是秦时修建的马邑城。秦马邑城的修建，流传着一段神奇的故事。《晋太康地记》曰：“秦时建此城辄崩不成，有马周驰，驰走反复。父老异之，因依之筑城，遂为马邑。”循马迹而筑不崩，此马乃神马也。神马指引筑城，筑城是为了养马，真是妙趣横生。

（3）尉迟恭擒海马。神头因海而名，因海而兴。当你望着那海水波光粼粼，望着那鱼虾自由漫游时，一定会想起尉迟恭擒海马的故事。

传说在神头海的金龙池内住着一匹海马，每当夜深人静时就出来吃老百姓的庄稼。一年夏季，当绿油油的麦苗再次被海马糟害时，力大无穷，胆量过人的尉迟恭决心把海马制服。一天夜里，当海马一跃上岸之际，尉迟恭瞅准机会，猛地一下骑在了海马背上，这时海马四蹄腾空，想进入海中，尉迟恭一只手死拽马鬃，一只手搂住岸边的一棵大柳树不放，海马无法挣脱，绕着柳树转了三圈，把柳树扭成了麻花。精力大减的海马猛然向东一跳十几里，（朔城区的马跳庄村名由此而来）向洪涛山头而去。被驯服的海马从此成为尉迟恭南征北战的坐骑。

（4）用马命名的村庄很多。

村名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或小群体的行为色彩，蕴涵着一定的文化信息。朔州从古到今畜牧业发达，长期以来一直是养马和马市重地，这些都给朔州留下了难以消失的印记。全市用家畜命名的村庄共有60多个，其中用马命名的村庄多达40多个。

朔州的马文化多姿多彩，缤纷异常。神马和海马的传说反映了朔州人对马的深情，反映着对马文化的升华和超越，使朔州的马文化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和境界。

2、别具一格的边塞文化

（1）特殊的地理位置，重要的边塞古城。

朔州地处内外长城之间，雁门关、宁武关、偏关外围，如果说外长城为第一道防线，内长城为第二道防线的话，那么朔州既可以驰援外长城，又可以藩卫内长城三关，地理位置十分险要，被称为“南北咽喉”（清雍正《朔州志·方舆》）“全晋之巨防也”。（《读史方舆纪要·朔州》）

马邑古城因边塞重镇而名，她经历了太多战争的考验，阅历了两千多年人间沧桑。秦筑马邑城，养马防边;汉代韩王信都马邑;刘邦32万大军战匈奴，被困白登山;汉武帝拟设伏兵袭击匈奴的“马邑之谋;北魏时的群雄争战;隋末刘武周起义，称帝马邑;宋辽大战，杨业兵败朔州;明代蒙古铁蹄屡次进犯;明末李自成大战宁武关;清光绪四年熊振德起义;清初人民的抗清斗争。无数的战争渲染着这座古城。

（2）名将辈出，彪炳青史

从三国算起到清末，朔州地区名留青史的重要将领40多人，一般将领近250人。三国张辽，北魏的庾业延、尔朱荣、尔朱兆、朱瑞等，北齐的斛律金、斛律光、斛律羡，唐代尉迟恭，五代周德威等，名声显赫。特别是尉迟恭被尊称为门神名传天下。在中国武将中，被广大人民普遍认可而尊为神者，大概只有山西的关公和尉迟恭。明清之际随着晋商的崛起，关公由武圣人被尊为财神;而尉迟恭因护守唐太宗李世民防鬼而被尊为门神。

无数的战争，演义出许多故事，其中杨家将抗辽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杨家父子血染金沙滩、老令公撞死李陵碑、杨六郎镇守三关口、杨家将大战李元昊、金沙滩上“荒粮堆”、六郎神箭、六郎城、五爷庙等等。杨家将的故事反映了人们对英雄人物的敬仰和崇拜，激发着人们保家卫国的热情。

（3）众多的边塞遗迹。

特殊的地理位置，频繁的古代战争，为这里留下了众多的古关、古城、古堡、古长城、古战场和汉墓群。

在冷兵器时代，人们把城墙可以有效御敌的作用延伸，修筑了长城。朔州境内的外长城西起平鲁北墩村，经右玉到左云、全长约125公里;内长城由偏关老营丫角墩入境，经利民、阳方口、由山阴东南到平型关，全长约128公里。右玉的杀虎口是闻名中外的重要关城，它不仅是内地通往内蒙古地区的交通要口，更是重要的军事要口。除关城外，内外长城还有城堡30余座和许多烽火台。

内长城的偏头关、宁武关，雁门关，史称外三关。位于朔州东南的雁门关，与朔州境内的内长城和关前的防卫重镇新旧广武城形成三位一体的防御体系。古城遍布朔州，大约有20多座。朔州的不少村庄的村名为铺、营、所、堡、寨、卫等，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大型的古墓群有金沙滩汉墓群、马邑汉墓群、梵王寺汉墓群、平鲁汉墓群、威远汉墓群、广武汉墓群等等。小型的古墓遍地都有。仅广武汉墓群就有汉墓293座，到2004年底，马邑汉墓群共挖掘战国和汉代墓葬3000余座。

3、特色鲜明的融合文化

朔州长期处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结合部，马文化和牛文化不断接触、碰撞、交流、融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融合文化。融合文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马文化和牛文化结合产生的新文化，另一部分是朔州人独创的民俗民风文化。

（1）新文化。

姓氏：分两种情况，一是朔州人不少姓氏源于古代游牧民族的古姓，如安、米、狄、党、单、查、戈、

八、哈、劣、缶、库、那、茹、善、凌、俎、勾引、索、脱、逮等;二是不少姓氏为汉化改姓。如匈奴独孤改为刘姓，北魏时鲜卑拓跋改为元姓。尉迟改为郎，贺鲁改为周、叱罗改为罗、柯拔改为柯，步六孤改为陆等等。唐代皇帝赐姓党项羌族为李，到了宋代皇帝又赐姓党项羌族为赵。明代时有些少数民族把复姓改为单姓，如公孙、叔孙、长孙、士孙、王孙改为孙;司徒、司空改为司;获狄步丁改为丁，清朝的满族后来改为金、罗、洪、富、荣。（据雷云贵整理的资料）

民间音乐与歌舞。以大小洪拳为形式，表现梁山泊英雄故事的踢鼓秧歌;颇具塞外之风，粗犷刚健，广阔奔放的民歌和大秧歌;与元曲有联系的耍孩儿。

语言。一些地方土语深受蒙古族语言的影响，如“嘎渣子”（不走正道，干坏事的人），“忽辣盖”（奸滑、骗子手）、圐圙（围起来的草场）、不浪（木棒）等。

饮食。大漠草原之风的盐煎羊肉，嗜饮砖茶，涮锅子，喜饮烈酒等。

衣饰。历朝历代变化很大，赵武灵王改穿胡服，是对汉服的第一次大改革。后受蒙古族的影响穿毛鞋、皮袄，戴瓜壳帽、狐皮帽等。

村庄。受民族交融影响的村名，如薛圐圙、察罕铺、吴儿城。

祈雨。个别地方的祈雨民俗是两大文化融合的产物。“神头三大王庙的祭祀仪式是在拓跋氏原始祭天仪式的基础上，经过道教、佛教的渲染，在汉化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范金荣《古代朔州祈雨民俗》）

（2）独创文化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朔州人根据自己的自然特点和经济条件，吸收其它文化的有益因素，慢慢形成了一些颇具地方特色的民风民俗。

饮食。朔城区的粉浆、黄儿;应县的石子饼、牛腰;怀仁、应县一带的糖干炉;朔州地区的杂各、羊拐弯、凉拌莜面，烂腌菜、豆面蘸糕、菜滚水，醋糊糊、沤酸饭、沤苦菜等。朔州是著名的杂粮之乡，粗粮细作，吃法多样是饮食的一大特色。

传统节日。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传统节日，朔州较大的城镇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节日。节日中既有残留的宗教色彩，又是集市和文艺演出的盛会。朔城区四月八日、岱岳六月二十

四、神头五月初

五、井坪镇六月初

六、利民镇六月初

一、凤凰城七月十

五、古城镇三月十

八、新城镇七月初

一、怀仁七月初

十、应县四月初八等。

语言。地方土语很多，尖舌音、超尖舌音和入声多，形成了许多地方语言的谚语、趣语和所答非所问语。

文化。多种形式的民间游艺、民间歌舞曲艺形式的喜乐，起源农业生产劳动的歌舞小戏发展而来的秧歌剧。朔城区大秧歌在省内外有很高的声誉。右玉道情委婉动听、深受群众喜爱。

马文化、边塞文化、融合文化三大特点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只讲其中的一点，不能反映马邑文化的全貌。

三、马邑文化的思想内涵

文化就是人的创造，人创造物质文化、也创造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把这三种文化条理化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为表层文化、制度文化为中层文化（包括风俗、礼仪、制度、法律、宗教、艺术等）、精神文化为底层文化。精神文化就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认识、观念、思想、理论等。精神文化处于文化的核心地位，表层和中层反映着底层的内涵，底层引导并制约着表层和中层的变化。

1、主要思想

马邑文化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点。

（1）尚武习拳。朔州自古以来多战事，为了自卫和保家，尚武习拳渐渐形成风俗。朔州名将辈出并非偶然，就是一般老百姓也喜欢舞拳弄棒，会武术的人往往很受人尊重。直到民国年间，朔州仍有不少武术高手坐坊传业。

（2）勤劳俭朴。朔州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的环境中，农作物的收成如何，辛苦很重要。广大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仅需要精耕细作，而且要利用空闲时间饲养一些马、牛、羊、猪等家畜。由于干旱少雨，风大灾多，收成好的年景不多，人们的生活普遍比较贫寒，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成为当地民风。

（3）包容性强。朔州从古到今，人口流动较大，北移南迁常有发生，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需要互相谅解、包容、尊重。尤其是朔城区，地处交通要道，县州治所，人来人往，接触广泛，养成了不排外的思想。这种好的风气一直延续至今，建国六十多年，朔城区从未发生过排外事情。

（4）民风淳厚。朔州人老实忠厚，乐善好施，与外人打交道，不怀戒备之心。历史上南方人哄骗朔州人，把朔州的宝物盗走的传说很多。当村里人有困难或需要公益事业建设时，人们量力而行，慷慨解囊。

（5）经商意识差。北方地区经济长期落后，重农轻商，工商业不够发达。在明清时，晋商在山西纷纷崛起，朔州的工商业总体上规模小，数量少。手工业多为一些季节性的木、铁、石、皮等简单加工业，农村隔三差五来个乡间货郞。以朔城区为例，民国年间县城商铺共45家，由外地人经营的占到38家。这些店铺经营资本最多

五、六千元，年营业额最高超不过三万元。

（6）因循守旧。古代社会交通工具不发达，人们出行主要靠双脚，活动范围很小，不过方圆

二、三十里，许多人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再加上商业不发达，更显封闭。按老规矩种地，按旧习惯生活，接受新鲜事物迟缓，缺乏敢闯敢创的精神。“好出门不如赖在家”的俗语就是朔州人心态的真实反映。

2、正确认识马邑文化。研究马邑文化，是为了传承和弘扬马邑文化，做到“古为今用”。这就需要正确认识马邑文化，辩证地把握马邑文化。

（1）马邑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马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文化是一般，马邑文化是个别。“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个别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马邑文化既有特殊性的一面，也有与中国文化相同的一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佛、道为主体，特别是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在朔州的影响很广很深，时至今日，“求神拜佛”、“宗族思想”、“重男轻女”、“人体依附”等封建思想在朔州仍然很有市场。讲马邑文化，一定要看到马邑文化中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只有勇于同这些东西决裂，才能真正做好传承和弘扬马邑文化。

（2）马邑文化特殊性中也有消极因素。研究马邑文化，可以不讲马邑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同的一面。但马邑文化特殊性中也有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像勤劳俭仆、包容性强就是积极因素，经商意识差，因循守旧就是消极因素。只有勇于同这些消极因素决裂，才能真正传承和弘扬好马邑文化。

（3）传承不是盲目继承。马邑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生成的，它体现的是传统思想的价值观。必须经过改造和加工才能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部分。像“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需要继承发扬。但古代的“孝”文化是在“三纲五常”的伦理环境下生成的，“父为子纲”是其核心。现在讲孝顺父母，是建立在父母与子女地位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再如“尚武习拳”，过去兵荒马乱不断，“尚武习拳”既可防身，又可保家卫国。现在是和平年代，社会主义年代，“尚武习拳”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研究马邑文化，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科学取舍，合理扬弃，才能真正做好传承和弘扬马邑文化。

四、马邑文化的时空定位

1、马邑文化的上限和下限。

马邑文化是一种历史文化，古文化，大家对此没有疑义。作为历史文化，就有上限和下限。李元庆先生第一次对马邑文化的上限作了界定，他在《马邑文化三论》一书中说“所谓马邑文化，大体上可以说就是以马邑为总称谓的今朔州之地的历史文化，或者说以今朔州为地理载体，以马邑古城为中心蔓延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秦设马邑县，距今2000多年，马邑文化的上限以秦设马邑县为始。

我们认为以秦设马邑县为马邑文化的上限是欠妥的。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简单讲就是人化。文化是人创造的，是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主要特征。有了人就有了文化。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并指出“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人类创造的最早工具是石器，就是说，石器是最早的文化。考古已经证明在朔州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旧石器中期就有人类活动，从目前来看马邑文化，至今已有十万年。

把朔州地区存在的古文化命名为马邑文化，跟马邑建置是两回事，文化的存在不取决于行政建置，取决于人类活动的存在。所以把朔州地区存在的古文化命名为马邑文化，是因为其它概念都不如马邑这一概念确切。不把马邑文化命名为朔州文化除马邑建置早于朔州外，主要在于马邑文化恰如其分地显现了朔州古文化的特点。马邑县因马而建，马是马文化和边塞文化的重要象征，也是朔州地方文化的重要特征。马邑文化形象地写照了朔州的古文化。

确定马邑文化的下限有两种分法。一是按照中国历史分期的办法，把古代的下限定在1840年，另一种是按传统习惯划分，把古代的下限定在清朝灭亡的1911年。这两种办法对马邑文化内涵的界定关系不大，但在朔州人们的眼里，古代就是民国以前的旧社会。为了同人们的看法相一致，把马邑文化的下限定在1911年为妥。

2、马邑文化的地域范围。李元庆先生给出的界定是“以今朔州地理为载体，以马邑古城为中心”。应该说不论古马邑还是古朔州其所辖范围大体相当于今朔城区，都没有达到今朔州全境，但今朔州其它区县存在的地方古文化同今朔城区存在的古文化并无多大差别，同属一类型，以马邑文化为总称谓来体现今朔州地区的古文化是恰当的。由于古马邑和古朔州大体相当于今朔城区，今朔城区就自然成为了马邑文化的中心地带。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长期以来人口的迁徙、流动，马邑文化还影响到了朔州邻近的忻州、内蒙的一些市县。

3、马邑文化与三晋文化和雁门文化的关系。李元庆先生在《马邑文化三论》中对三晋文化、雁门文化、马邑文化三者的关系作了详细的论述。马邑文化是雁门文化的亚型文化，是三晋文化的次亚型文化。按照李元庆先生“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大层次的方法论，三晋文化属宏观，雁门文化属中观，马邑文化属微观。从宏观的层次讲，马邑文化同三晋文化没有明显的区别。从中观层次讲，马邑文化同雁门文化在马文化、边塞文化、民族融合文化方面是一致的，但在表现方式上和程度上有差别。从微观层次讲，马邑文化的地区特色非常明显，自成一体。

最后说一下马邑文化与朔州文化的关系。朔州文化可以分为古代和现代两大部分。马邑文化就是朔州文化的古代部分。

主要参考书目

邑坂村的生态林对于该村的环境具有重大的影响，而据当地群众所说，这片树林并不是原生的，而是后来该村的群众为了生产、生活的需要才种植的。这是一个人类依据道教文化理念来了解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享受自然的典型例子。道教风水文化并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纯粹是迷信，它蕴含许多科学的意识，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生态文化理念。只要去其糟粕，完全可以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薛赞柠

2005年7月31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