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约道路》读后感：塘约的文化公民权》

《塘约道路》读后感：塘约的文化公民权

——《塘约道路》读后感

云霆

《塘约道路》是福建作家王宏甲2016年出版的报告文学作品。此书记录了三年来福建省安顺市塘约村从2014年到2016年发生的剧烈变革。变革的核心是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加强党支部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这场变革是当今中国农村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

在塘约的改革中，文化公民权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内容，也是笔者今天讨论的核心。

一、公民权与文化公民权

关于公民权的定义，目前学界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准确的共识，但是大体来讲，人们一般认为公民权涉及的一个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成员的身份和归属问题，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权利与义务。

至于对现代公民权所包含的具体权利的讨论，可以追溯到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马歇尔认为现代公民权分为三个不同层面：民事、政治和社会（marshall，1998）。

毫无疑问，以上三者是公民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今天笔者要讨论的是被马歇尔所忽视的第四种公民权利——文化公民权。

从某种角度说，文化公民权的存在，意味着公民不是被动的权利接收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能动者。在一个文化日益多元的全球化世界中，文化公民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文化赋权（em-powerment）的过程。（黄典林，2017）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不仅获得参与建构民族文化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自由地、民主地、有效地创造流动的、可转化、可颠覆的不同文化和成员身份形式（turner，2001）。

二、塘约的文化赋权

塘约的文化赋权，首先体现在“吃喝风”的扭转。2015年之前，塘约村的“吃喝风”严重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名目上：“乡村办酒五花八门，满月酒、周岁酒、剃毛头酒、生日酒、升学酒、订婚酒、结婚酒、上寿酒、出殡酒、迁坟立碑酒、甚至母猪下崽酒，赌博输了还要办一个‘落难消灾酒’……”

规格上。“一办几十上百桌，鸡鸭鱼肉，烟酒饮料俱全。”“最少二百，内亲礼金要一千。”“死一个人，整个寨子的人都去吃，最少百余人，中等三百多人，多得五六百人；最少吃五天，最长吃九天。”

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吃喝风，给当地百姓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非常严重的：“贷款吃酒。”“卖猪卖牛借钱甚至贷款办酒”“县内打工的，不管你干什么都要请假回来。一请一周，要请人去代班，你150元一天的工资，请人去替要花250到3000元，不然你回去就没那个岗位了。能不来赴宴吗。不能。最不能不来的就是丧宴。不来，你会被看作不敬老人。”

从理论上说，塘约的村民当然可以利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改变这种吃喝风。但是从客观条件来讲，一个形成多年的歪风邪气，基本不可能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条件下自发改变。而这种风气的形成，有它背后的深层原因：“穷民无奈，虽知酒宴泛滥谁都难逃‘酒债’，仍不放过眼前操办可以立聚一笔钱。穷村便陷落在经济与精神双重贫困的泥沼。”

塘约之所以能够改变，很大程度上是大洪水这一天灾之后，村支书左文学和一众村干部的“猛然觉醒”。当然，天灾只是一个导火索，真正促成改变的，还是左文学十几年来目睹塘约村积贫积弱的现实之后，总结的经验和协定的决心。量变引发质变。

塘约的文化赋权过程并不复杂，村干部制定了村规民约，规定了“红九条”，也就是九件不可以做的事情。其中一条就是“不准乱办酒席”。同时，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只允许办结婚酒和丧葬酒，其他一律禁止。而这两种的规格也有严格的限制，细节甚至精确到“不上瓶子酒。不发整包烟。”

这一举措立竿见影，之前一年办酒要花3000万，现在只要60万。

“吃喝风”是多年的痼疾，为什么一年时间就可以完全刹车。笔者认为，原因有五

第一，是党组织的力量。首先制定村规民约，然后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讨论通过后村支两委署名，再把村规民约发到每家每户，确保每一家都学习、学会、贴上墙，并且签订承诺书。

第二，是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八项规定六条禁令出台之后，党员干部被管住了，进而也会影响到普通百姓。

第三，党组织在出台这几条禁令的同时，在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百姓们生活水平上去了，抵触情绪自然也就没有那么严重

第四，是天灾。大洪水之后，虽然没有死人，但是村民的财产损失十分严重。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大办酒席了。

第五，是这份痼疾只是一个“风气”，这是无形的东西，有形的党组织、村主任，在有形的县委书记支持下，想要改变一个无形的风气，并没有那么难。

但是，规定制定之后，无法保证没有人违反。对于违反的人，村支两委会把他们列入“黑名单”，进行严厉的制裁：“危房改造，低保评定，困难户评定，都不考虑他了。孩子出生上户口，银行存折丢了去挂失，身份证丢了要补办，凡是需要村里盖章的都不盖。”

村规民约直接管到了村民的基本权利上，这能行吗。

实践给出了答案。可以。

中国农村的大部分普通人，与其前辈一样，并不把公民权利视为是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他们也没有对主流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即权利是国家赋予的，其目的是为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进步，而非为了让个人有权参与政治抉择。在他们看来，公民权更多只是一种对能够提供基本福利的共同体成员资格的承认和宣誓。

据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塘约村村民在违反了“红九条”之后没有大鸣大放，而是选择“认罪伏法”了。在他们的文化体系中，个人的生活状况是第一位的，显然，和党组织“抗争”对改善生活状况很难有什么帮助。

综上所述，塘约村否极泰来，在党组织的引领和村民代表大会的支持配合下，建构了新的勤俭节约的文化，用这种文化代替了原有的铺张浪费、大操大办的吃喝文化。这是塘约村脱贫致富工作的重要一环。也是塘约村文化赋权的重要过程。

第二篇：塘约道路读后感塘约道路读后感

（一）

说说左二牛

手捧《塘约道路》，心底莫名油然而生一种淡淡的情愫，洁白素雅的装帧风格，不落俗，不耀眼，像一朵静默在池塘里的莲花，正如周墩颐《爱莲说》中所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

一杯清茶，凭栏而坐，细细品读，从伊始对塘约的陌生到渐渐清晰，甚至最后，你会被书中塘约这个充满洪荒之力茁壮崛起的农村深深吸引。塘约道路，充分展现了一条破茧成蝶的蝶变之路，一条破斧沉舟的改革发展之路，一条依靠内生动力的崛起之路。

2014年，塘约村遭遇百年未见的大洪水，洪水淹没了村庄，冲毁了田地，让本已不富裕的塘约村民变得一贫如洗。”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塘约只有扬起气吞山河之力斧，才能走出困境，脱离贫穷，走向康庄之路。而人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塘约村民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领导和上级党委的支持下，成立合作社，建立生产队，通过不断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型，让塘约这个拥有三千多人口，劳动力却不足的“空壳村”逐步走向依靠“内生动力”的致富之路。

通篇文字没有诘屈聱牙生涩之感，如同缓缓溪流，将塘约的各色人物展现其中。质朴的语言，平白的直叙，正如塘约发展道路史中涌现出勤劳朴素的广大农民的形象。最吸引我的莫过于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人称左二牛。他的奋斗史不仅是个人历经磨难的成长史，更折射出党员带领群众致力发展的奋斗史。他的精神不仅是塘约道路上最核心力量的集合体，更体现了塘约村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他果断，不做井底之蛙，拥有走出去海阔天空的闯荡精神。“二牛有种干什么非干成不可的劲儿”，正因如此，打工回村的那段日子，他种过药材、养过猪、养过牛，在一次又一次摸爬滚打中不断总结经验，在失败的熔炉里一次又一次的煅烧历练，明白了做事光有闯劲还不行，得有资金，有新技术，懂市场供求关系。正因他走得出去，回村后打开了塘约村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在步步摸索与探索中打开创业局面。

他有魄力，不拖泥带水，有着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的精神。二牛算得上是“村选干部”最公认的优质人选，“村干部就像一栋房子要有几根柱子，没几根靠得住的柱子，一个村庄撑不起来。你有机会给大家做点事，是福气啊”，父亲左俊榆作为老一代村支书，将梦想和期待传递给儿子，字字珠玑的肺腑之言彻底激发起二牛深藏在血液骨髓里的实干精神，左二牛把养的牛全卖了，怀揣着为民谋福祉的奉献情怀当上了村主任。

他有原则，不跨越红线，有着壮士断腕、破斧沉舟的勇气。越穷越要做人情，越做人情越穷，当他意识到“乡村办酒”就像一个毒瘤扎根在塘约村时，他力刀阔斧，将五花八门的满月酒、周岁酒、生日酒、出殡酒等各种名目的“酒债”之风扼杀住，统一操办酒宴，为塘约村每年节省3000万开支，将陷落在经济与精神双重贫困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的村民送去了清风，带来了安宁。清肃的村规民约弘扬了正气，更维护了“红九条”的道德底线。

他有思想，不故步自封，有着决胜千里之外的豪迈改革激情。“要踩出一条路来，第一步就是要成立合作社，把全村的地都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实现效益最大化。第二步就是调整产业结构。”这不仅仅是二牛想打破塘约村“单打独斗”发展模式的改革决心，更是对塘约未来发展的规划。要让村民、生产队强弱联合，弱弱联合，穷穷联合，逐步带动村民增强信心，脱贫致富，攻坚克难，要“抱团发展”才能引领塘约走向革新之路。

他有恒力，不厌其烦，有着玉不琢不成器的雕琢精神。塘约村在土地确权之后，他不胜其烦，带领村干部重新将撂荒达30%的十个自然村重新丈量，重新登记造册，“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土地确权后实际全村耕地面积4862亩，比确权之前多出了3289.5亩。数字上的视觉冲击足以让我咋舌不已，更别说在3289.5亩上开荒垦田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有些事，是要领着农民干的，有些是农民已经干起来的，我们要跟上”。即时补位，是身段的放下，是“治水必躬亲”的进取谦卑，更是保持新生动力的源泉之本。只有高中知识水平的他硬是通过自身努力，从不知到知，从不懂到懂，琢磨探索出适合塘约发展的“互联网+”模式，进而尝试建立“八村+塘约”的联动合作模式。塘约，不仅改变了自身，更带动了周边，让富裕的种子播撒在充满希望的土地上。

“什么是原则，什么是党性。在每个党员的心中，要像种树一样，把根扎下去，要把树种活，成为一颗大树。”根深蒂固才能长成参天大树，一个背离党性，为己谋利的村干部只会被遭受唾骂与背弃。在塘约村的发展道路上涌现出许许多多同左二牛一样的群众、党员和村干部。他曾深有体会地说“什么力量大，人民力量大。什么资源好，人民资源好”，人民才是塘约背水一战、决战决胜的关键，是稳步走在塘约道路上的坚实发展动力。（区执法局张佳）

塘约道路读后感

（二）

读《塘约道路》的几点体会与思考

夏宇

《塘约道路》由报告文学家、著名学者王宏甲所创作，是记录贵州安顺一个穷山村在党组织带领下，如何从灾难之后的一穷二白中，通过重拾集体化道路，重拾乡约民俗，重拾村民自治，实现惊人蜕变的一篇写实报告文学。全文用字简练、文笔朴实、寓意深刻，读后发人深省、使人振奋、催人上进，个人认为是近年以来被穿越、玄幻、盗墓、神剧充斥的现代文坛浊世中难得的一股清流。作为一名基层三农工作者，对文中所提及的诸项事宜，感触尤深。一些体会、几点思考，以飨读者。

一：从改革到深化改革

“我们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土地流转中心。”左文学说，“通过流转，把承包地重新集中到我们办的村合作社。”

话说到这，大家发言热烈。有人提出疑问。“把分下去的承包地重新集中起来，是不是走回头路啊。”

左文学说。“我想过了，以前那叫改革，我们这叫深化改革。”——《塘约道路》第26页

与39年前凤阳小岗村的严俊昌们所承担的巨大政治风险相比，今天的左文学们无疑要幸运的多。将近40年的变迁，“改革”二字在我国早已从敏感词成长为时髦词，并正逐渐演变为通俗词。改革从增量转向存量，从浅洼地带步入深水区域。而人们对于改革二字的聚焦点，也已从彼时的方向性选择的关注，转移到了对进度与力度的关切。

民之所望，即为施政所向。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这样一种方式，向党内外、国内外回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不要继续改革、如何继续改革、怎样继续改革等重大问题。

一时之间，改革再度成为风靡全国的热词，从农村到城市各个领域、从省到市到地方各个层面，新一轮的改革浪潮不断掀起。

当然，改革就意味着变化，就面领着新的选择，就会有争论、有质疑，各个领域莫外如是。在三农领域，学界、政界也出现了各种争论，集体所有制该不该保存、粮食安全重要性是否如故、耕地红线该不该坚持……

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只不过，总有一些道理需要我们紧记，总有一些底线需要我们坚守。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三改一损”，体现的正是最高决策层对今时农村改革形势的审度和对各式呼声的正确回应。

“是不是走回头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想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改革。

我们为什么要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改革，是为了消除桎梏、提供动力。

39年前分田到户是正确的改革，因为当时的分配制度和产权不清压抑了人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而分田到户所做的，其实就是释放了人的积极性。

今日的农村与当时的农村早已大相径庭。今日农村，青壮劳动力向城市聚集，在农村的都是出不去的和出去了留不住的，这些人或目见或耳闻，大都已知晓外面世界的精彩与无奈，他们一遍遍仰望隔壁村老王家搬砖挣钱修起来的小洋楼，又一次次庆幸地唏嘘着姚员外投资失败血本无归的典故。他们不甘寂寞，却又安稳于此，期望改变，但从不主动求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塘约的老农民们应该感谢那一场洪水，因为它让他们没得选择，只有联合起来，寻求改变。

农民重新联合起来，不是回到“一大二公”吃大锅饭，而是以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为保障，将所有权明确到集体、承包权明确到户、经营权明确到土地合作社，通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培育自主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带动现代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就是深化改革。

二：多出了3289.5亩

还有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塘约村在土地确权之前，全村的耕地面积是1572.5亩，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一直是这个数目。这次经用仪器测量和土法丈量后，确认的全村耕地面积是4862亩。

没错，多出了3289.5亩。——《塘约道路》第42页

这段话，王宏甲后来在海淀区某大学做报告演讲时也多次提及。我想了很久，也不敢说自己有多么理解他作为一名“局外人”，反复提及这段话、这两个数字的真实意义。我只知道两点，确权以后，农民的地多了。以及，过去的就过去了。

土地确权，是指对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和他项权利的确认、确定，是对农民集体、农民与土地长期稳定的产权关系的确认。确权之前，归属不清、情况不明，造成了几十年来的糊涂账。确权之后，土地权属清晰、管理方便规范、农民积极性提高、农民权益得到维护。

过去的就过去了。对既成事实的尊重，需要一种勇气，体现了一种智慧。尊重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开拓将来。

由此及彼，联想到另一份重磅文件《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提到，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对“原罪”的宽恕，何尝不是体现了一种胸襟与智慧。

三：你是精准扶贫对象

谷掰寨有个王学英，丈夫七年前因肝炎恶化死了。家里留下四个子女，最小的不到两岁，最大的不到十岁。为给丈夫治病，家里还欠下六万多元债……

她成了建筑队拌灰沙的副工，同时还负责做饭给建房的工人吃。这样她就有工资，一个副工一天工资是120元。

再者，让薛毅教授眼前一亮的是这本书中所提到的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这一点说的很明白，制度上落实也很清晰，老百姓完全知道该怎么干，而且会积极的参与，比如他们能够给每个党员评分。薛毅教授认为这解决了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精英阶层的困惑——党的地位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八十年代以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反比的关系，这就造成了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塘约的经验无疑是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薛毅教授还提到了这本书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比如红九条，它是一种乡规民约，是村民集体通过的，因而要比单纯法的层面要更加丰富。比如红白理事会，可以避免农村存在的一些铺张浪费。它一方面是消极的，规定你不能做什么，但另一方面又是积极的，推动你去做什么。当然，薛毅教授认为这本书中提到的乡规民约的方式可以进一步完善，现在它还属于消极意义上的。

报告的最后，薛毅教授还提到的这本书中的一个不足，那就是如何村党支部如何处理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因为现在的外部环境是资本化的状况，那么当外部环境没有改变，而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的话，就可能会面临群众参与性弱化的问题，比如可能会出现雇佣关系等等。因此，我们也需要评估外部环境对内部环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