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效应显现 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人口总量已经达13亿,现有耕地仅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7%,人均耕地大约只有0.1公顷,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且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国家之一,水资源十分短缺,人均水资源仅是世界的四分之一。我国以相对较少且质量并不高的农业资源养活如此庞大的人口,被称为世界农业奇迹。

一、农业奇迹的发生离不开政策的作用

我国农业奇迹的发生,离不开科学技术和现代物质投入的贡献,优良品种、化肥的广泛使用,水利设施的改善,使我国粮食单产水平比建国初翻了近2番。除此而外,政策因素也是影响粮食生产的决定因素。改革开放前,粮食供给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短缺,凭票供应,全国至少2.5亿人忍饥挨饿,吃饭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改革开放后,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多次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食丰收,1984年和1998前后全国曾普遍出现卖粮难的现象,全国人民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上世纪末还步入了总体小康。改革前后粮食形势的重大转变主要是政策因素发挥作用。

二、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压力越来越大

对于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解决吃饭问题始终是第一位的大事情。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外汇储备越来越充裕,2003年末国家的外汇储备已达4000多亿美元,完全有购买能力补充我国粮食供不应求的缺口。但是,我们必须立足国内生产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世界常年国际间的贸易粮只有2亿吨左右,我国如果进口过多,必然引进世界其他国家的粮荒,也会引起世界粮食价格的不断攀升。2003年我国粮食进口稍多一点,就引起了世界粮食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更何况,近几年世界粮食总产量已经跌到19亿吨以下,期末库存水平进一步下降到2.97亿吨,占消费的比重为15.12%,为历年来最低,低于世界粮食库存安全水平(即20%)。可见,世界任何国家都不能养得活我们,只有依赖我们自己,才能保障我们的粮食安全。

从长远来看,我国人口还要继续增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还会大幅度提高,直接地和间接地对粮食的需求还在不断增长。而国内粮食生产的潜力有限。一方面,我国粮食单产水平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科技创新提高单产在相当长时期内潜力有限。另一方面,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耕地减少不可避免,城市建设、工业开发、居民扩大住房面积,改善生态环境,都要占用耕地。200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较上年减少5.8%,跌到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为什么粮食大幅度减产。据测算,约75%的因素是由于粮食播种面积减少造成的。2003年我国耕地1.23亿公顷,较上年减少2.01%,人均减少近半分田,照此速度计算,30年后我国将没有耕地种植粮食。

三、今年粮食政策效应开始显现

在粮食危机再次威胁我们的时候,如何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过去,我们主要依赖增加计划种植面积,加大定购任务,强调各省自求平衡的方法提高粮食总产量。这些手段在短期内确实了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不再适用。农民已经是独立的经济主体,他们是否具有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关键要看种植粮食的经济收益情况。在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增强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必须建立在全国性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的基础上。正是基于整个农业发展环境的变化,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指出:“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就抓住了粮食生产的根本;保护和提高了主产区的粮食生产能力,就稳住了全国粮食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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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近几年我国粮食能够进一步增产,关键是确保粮农的比较效益不下滑,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尤其是主产区农民种粮的积极性。2003年我国粮食每亩净收益(不包括人工费用)比上年增加了近10元,达到190元,估计今年会增加到300元左右。尽管如此,粮食的比较效益仍然相对较低。棉花的亩纯收益大约1千元,一些特色农产品的亩收益甚至达到1万元。因此,让农民种植更多粮食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清醒认识。

提高粮食比较效益,第一重要因素是能够保证农民粮食能够卖到好的价格。80年代上半叶和90年代中叶我国粮食大幅度增产,最大的诱因是连续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尽管与去年同期相比,去年末和今年初的集贸市场上的稻谷、小麦和玉米价格普遍大幅度上涨,但进入5月份后粮食价格开始稳中有降。一方面,粮食价格回落既有收获季节和销售高峰已经来临,另一方面国际市场预期我国粮食丰收价格同时回落。在粮食市场放开的情况下,粮食市场调控的重点应是促进粮食市场价格的相对稳定,同时要严格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幅度。

自今年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一些地方落实比较好。但也有一些尚未完全落实到位,需要不折不扣地兑现政府的承诺。还有一些地方在农民粮食销售后开始清欠过去积累的税费负担。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地方政府在农民种粮收入稍有增加情况下就向农民伸手,容易产生负作用,需要地方政府以大局为重,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农民关系,保证农民种粮积极性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