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农村返贫当前状态与漏洞探索》

国内农村返贫当前状态与漏洞探索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艰苦努力，我国的农村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降低到2006年的2148万人。随着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国扶贫开发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特别是农村返贫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扶贫开发中的重要难题之一。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农村返贫问题，对巩固我国扶贫开发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农村返贫；特征；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返贫是一个世界性的、各国都在长期致力解决的难题。我国农村的返贫问题，与世界各国返贫现象有共同之处，如返贫往往发生在自然灾害的年份，发生在经济衰退时期，返贫农民往往自身素质不高，贫困发生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及设施薄弱等；因国情不同，农村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环境不同，我国农村的返贫问题也有自己的特点。

一、当前我国农村返贫现状与特征

我国经过大规模扶贫开发，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已经解决温饱问题，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以后，农村经济运行环境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化，我国农村返贫呈现以下新的特点：

第一，返贫现象呈现明显的地域性。我国地域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分布极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农村虽有返贫现象，但也仅仅是个别农户的问题。而自然环境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水平低、原先贫困面积较大的中西部连片地带是我国农村返贫的集中发生地区。据有关调查研究表明，尽管在总体上我国无论是那些贫困面积大的连片地带，还是贫困面积小的零星插花地带都有返贫现象。但从地域上来看，返贫的分布却是不均匀的。返贫程度深、返贫率高的地区往往出现在那些贫困面积大的连片地带，而贫困面小的东部地区的返贫率相对要低许多。比如，贫困面大的西南、西北地区的返贫率高达２０％以上；西北有个别省份甚至出现过返贫人口超过脱贫人口的情况。老少边穷地区返贫率高。老少边穷地区中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属于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一遇灾害就容易造成大面积的返贫。近年来，由于未脱贫人口主要集中在经济欠发达、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脱贫人口数量停滞不前的状况依然难以改善，即使是我国农村扶贫形势出现重大转机，脱贫人口数量创五年来最高的２００４年，脱贫人口也仅有３００万，返贫率仍在１０％左右。［１］

第二，返贫现象的严重性。虽然中国的反贫困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中国的返贫现象仍十分严重。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目前各地返贫率平均达到１５％左右，而有的统计则认为中国目前返贫率为１５％~２０％，甚至达到２０％～３０％。例如，世界银行“秦巴”扶贫项目中，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的脱贫农户比重为８％，返贫农户却高达１１.５％。［２］西南、西北的一些地区更高达２０％以上。有些地方脱贫农民的返贫率高达５０％以上。［３］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３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首次出现反弹。来自扶贫办的数据表明，２００３年，全国多数省份的贫困人口均有减少，但以下省份却有所增加，黑龙江省４３万，陕西省３７万，安徽省６６万，河南省５３万。４省返贫人口数量超过了２００万人。此消彼长，新增８０万人。［4］

第三，返贫现象的频发性和反复性。从时间上来看，中国的返贫问题具有频繁性和易发性。中国有些地区几乎每年都要发生一两次大的返贫。而且返贫往往来得很快，外界一有些不利因素，马上就会造成返贫的出现。这反映了中国脱贫户的抗贫能力和基本素质较差。尤其是少数经济基础差的脱贫农户抗御经济风险能力薄弱，在某些因素的制约下，往往陷入“脱贫—返贫—再脱贫—再返贫”循环之中难以自拔，甚至脱贫后富裕起来的农户也会因家庭经济条件恶化而返贫。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农村还极有可能返贫的农村低收入人口５８２５万人。［5］

第四，返贫现象的个体性。据对返贫户的分析显示，无论是返贫率高的地区，还是返贫率低的地区，在返贫户身上普遍都存在着身体健康状况差、受教育程度低、收入来源单一、观念落后等个人素质问题。这反映了返贫户的一般特征。

第五，农村返贫原因的不均衡性。它不仅反映在地区之间返贫发生率不均衡，而且主要表现在发生返贫的时期上，各个年份也不尽相同。返贫的反复性、不均衡性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由于导致返贫因素的多样性造成的。从我国农户返贫的原因看，有的是因灾返贫，有的是因病返贫，有的是因子女教育费用迅猛上升返贫，有的是结婚大操大办返贫，有的是因生态恶化返贫，有的是因扶贫项目效益短期化返贫，有的是因市场风险返贫，有的是因乱集资、乱收费返贫，有的是因聚赌而返贫等等。这些导致返贫的因素，虽然对不同农户返贫所起的作用不同，但是，所导致的结果大体是相同的——重新返贫。

贫困地区尤其是贫困户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未能让贫困户、贫困地区真正成为扶贫、脱贫的主体。然而，反贫困中的政府主导行为，常常使贫困者对政府和基层行政组织产生依赖。由于扶贫工程大多被当作政绩来完成，没有充分考虑是否符合贫困者的实际情况，在扶贫过程中也没有把贫困者当成脱贫的主体，而是把他们当作脱贫的工具，所以，在贫困者看来，反贫困就是政府的事，而与自己无关，政府给钱就要，政府让干就干，项目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也没有自己的事，并且越贫困，自我发展能力越弱，政府投入就越大，由此形成了“等、靠、要”的思维模式，出现了贫困者与政府在反贫困中的博弈。一旦政府投入减少或不能持续投入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就会重新步入贫困。

第五，农村扶贫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国家虽然每年向贫困地区注入大量资金，但在资金投入结构上往往是农业占较大的比重，用于教育、医疗、卫生、保障等方面的资金较少。在农业投资结构中，种植业投资偏多；与农业生产关系不大的一些项目投入过重。这种“项目扶贫”只注重“输血”而不注重“造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由于脱贫农民的素质没有得到有效提高，同时缺乏医疗卫生条件和社会保障，使那些脱贫农民很容易因疾病而返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