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金融发展伦理研究》

当代金融发展伦理研究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经济化进程的加快，当代金融领域的各种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价值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道德难题，这些道德难题又是引发金融危机、影响金融生态的最深层次原因。责任原则所具有的前瞻性、整体性、主动担当性的特质为解决这些道德难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确证三类金融主体的道德责任，能够指引当代金融走出道德困境。

关键词：责任原则;金融伦理;道德难题

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经济学就滥觞于理性主义“大肆横行”的轨道中。金融是经济最重要的表现之一，随着新古典经济学“话语霸权”的逐渐形成并巩固，经济人偏好成了金融活动考量的首要目标。工具理性的泛滥使得数学逻辑形式主义大为发展，这种善意地忽略人文传统的行为导致金融发展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金融风险、金融危机时有发生，并成越演越烈之势。因此，从更宽广的维度、层面考虑金融活动就成了迫在眉睫的课题。在笔者看来，金融发展进程的道德难题是影响金融发展最重要的难题。尤其是21世纪以来，以电子计算机、通讯、互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金融业向现代金融业转变，在日益复杂的金融工程中，在对资源、风险、价值、利益的调整与分配中，利益冲突不断显现，出现金融腐败、金融丑闻、信贷歧视等不正当的金融伦理关系，正如温家宝所说，道德缺失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并蔓延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一、当代金融发展的道德难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伦理受到了伦理学界的普遍关注和研究，尤其是随着全球经济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由乡土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型，金融领域的各种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道德难题。比如，金融作为稀缺资源和公共产品，在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金融作为一种契约，金融关系的权利与义务问题;自由主义与金融慈善的问题;等等。本文就众多难题中概括出三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道德难题加以探讨。

（一）在场与缺席。金融关系中当代人与后代人的价值冲突金融活动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金融活动的不断展开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不断进行信息交换、信息分享的过程，这不仅涉及在场的当代人之间的金融利益、金融关系这一共时态的金融正义问题，还涉及缺席的后代人与在场的当代人之间的金融利益、金融关系这一纵向的金融代际正义问题。“由于后代人的利益在今天的这些决策过程中得不到体现，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偏好之间潜在的权衡经常被忽略。所以，当代人在利用这些资源并从中获益的时候，有可能以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1］4在我国的金融领域，当代的金融利益相关者，追求剩余价值和边际效益最大化，利用在今天看似廉价且丰富的金融资源从事着寻租与共谋，在资源和利益分配中滥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产。比如，因追求一时的资产规模，大批量发放关系型、政府型等无担保贷款，从而可能使不良贷款企升，造成整个金融生态的恶化，使后代人在从事享用金融资源时负重前行。这类道德难题属于预测性的道德难题，在现有道德知识的基础上，由于当代人缺乏对未来和后代的预测性知识，无法确定与后代人的道德关系、道德利益。而且，由于后代人的不在场，无法向当代人提出关涉自身和其利益相关者的价值立场和利益诉求，从而使当代人和后代人在金融资源、金融风险的分配中无法达成价值共识，从而产生此类道德难题。这类道德难题是金融研究和实践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难题之一。

（二）公平与效率。金融平等主义与金融自由主义的博弈在金融活动领域，平等与自由是最基本的两个价值理念，支撑着金融活动有序发展。金融平等主义认为，平等的实质是一种权利平等，社会上所有的金融资源，包括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自尊等都应该被平等分配，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平等地享有各项金融权利。从平等角度出发，金融资源的分配应该向最不利者倾斜。这些权利应该包括，最基本的住房贷款、大病医疗保险、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小额贷款等。这些平等的权利就构成了我们经常所说的“金融人权”。印度的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尤努斯认为，贷款应该作为一种人权加以促进，于是他创立了世界第一家“穷人的银行”，大力发展小额信贷。金融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上的金融资源应该根据每个人或组织对社会的功效与价值来分配。当考察一个金融行为时，在给定技术效率的前提下，金融资源是否在不同生产目的之间得到了合理配置，使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的各种需要，金融自由主义认为，要达到帕累托最优、瓦尔拉斯均衡和社会福利最大化，这才是道德的善、效率的善。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金融自由主义认为，美国的金融机构不应该向那些仅有次级信用等级的主体发放贷款，“用别人的钱”把别人置于风险之中，这是不公平的，是不道德的善。金融平等主义与金融自由主义的冲突，是基于不同价值体系之间所造成的金融决策上的道德冲突，因两个理念有其自身特定的价值域，在对特定的金融行为进行价值判断时，持不同价值立场的人都会根据自己的价值理念进行觉解，无法达到一个共有的价值共识，从而产生了此类道德难题。

（三）多重面具。金融主体的角色冲突“角色冲突主要是在个体层面上说的，是指不同社会角色规范的冲突而导致的个体道德选择上的困境。”［2］金融领域的角色冲突，可以分为不同金融主体的角色间冲突和一个金融主体内不同角色的冲突。以商业银行为例，商业银行是金融主体中金融机构最具代表性的主体，商业银行在社会资金的融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根据委托———代理关系，商业银行一方面受客户的委托替客户保管存款及其他有价证券，是客户的代理人，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就是经营“别人的钱”，这种契约关系要求商业银行要稳健和谨慎经营。如果商业银行有人格的话，稳健和理性应该是商业银行的首要人格。全球金融形势风云变幻，商业银行面临着诸多风险，比如，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国别风险等，一旦商业银行不审慎经营而产生大批量的不良债务，客户的存款得不到兑付，就违反了这种契约关系。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又是受银行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委托，是他们的代理人。这种契约关系要求商业银行始终秉持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偏好，采取一切可以经营的手段创造利润，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营利成了商业银行的重要人格。金融主体在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中签署不同的契约，扮演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规范使金融主体在进行选择时面临着不同的价值选择，因此出现了相应的道德难题，这也是金融研究和实践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难题之一。

二、责任伦理：当代金融走出困境的道德之帆

当代金融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道德难题，尤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自然科学的结构，而且使理论探索与应用实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亦是如此。要解决金融发展过程的道德难题，传统的伦理学基础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难以适应科技时代、甚至是风险时代的变化，这需要我们提出和论证一种内含新的道德原则、思维方式、精神气质和道德规范体系的伦理学，即责任伦理。“责任”的概念源于古罗马时期，起初只是一个法律范畴，如果一个人违反了古罗马的法典，他就必须接受法律的惩罚。直到19世纪，责任的概念逐渐“拥有”了道德的内涵，一个人要知晓自己的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因此应该承担起的道德上的义务。马克斯•韦伯首次提出了“责任伦理”的范畴，并把“责任伦理”与“良知伦理”区别开来。在继承马克斯•韦伯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约纳斯等人不断扩充责任伦理的内涵与外延，确立了以前瞻性责任为核心的责任伦理学体系，提出了“绝对不能拿整个人类的存在去冒险”［3］16的责任原则。责任伦理的他者思维、风险思维以及境遇思维等，有别于传统伦理的“己”本位思维、可预见性思维，是科技时代、风险时代的新的道德思维和精神气质，这为解决当代金融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道德难题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内含自律的主动性担当随着金融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全面融合，金融领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科技的发展使金融风险不再局限于区域性、地区性、简单性，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然后迅速扩展至全球金融圈，之后又引起了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一系列的风险状况，马太效应明显。我们透视这些金融风险，其背后无一不和“不负责任”有关。西塞罗认为，“任何一种生活，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事业的还是家庭的，所作所为只要关系到个人的或是牵涉他人的，都不可能没有其道德责任;因为生活中一切有德之事均由履行这种责任而出，而一切无德之事皆因忽视这种责任所致”［4］91。责任意识的“不在场”使风险时代的金融发展面临着诸多道德难题。责任伦理强调金融行为主体的主动担当，强调自由与责任同在。自由选择是金融行为主体主动、自觉做出的，承担该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自是必然的。意志自由是进行金融活动的前提性条件，而自由又内含着自律，金融主体的行为又要受到理性的约束。这意味着责任是内化于金融行为主体自身的，是义务上的道德责任。同时，责任还内含着对金融行为主体自身拥有的能力负责，能够也就意味着应该。内含自律的主动性担当，在金融活动中具体表现为凭自我良心办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信息不对称、金融市场环境的变化、金融体制的过度创新使金融体系游离出了实体经济范围而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在这种境遇中，责任原则有利于优化金融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改善金融生态、增进人类共同幸福。

［4］［古罗马］西塞罗.西塞罗三论：论老年论友谊论责任［m］.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张旭.技术时代的责任伦理学：论汉斯•约纳斯［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2）.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