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减贫效果研究》

普惠金融减贫效果研究

摘要。本文在对普惠金融测度和普惠金融减贫效果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归纳的基础上，选取甘肃省43个国家级贫困县作为样本，采用系统gmm法，对县域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展开实证分析。结论显示，普惠金融能较好地降低贫困发生率，而贫困具有固化倾向，加大了贫困地区脱贫的难度。

关键词：普惠金融；减贫效果；县域

本文以2011-2017年甘肃省43个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分析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希望能为普惠金融助推脱贫攻坚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

1.普惠金融的测度。在普惠金融测度相关研究方面，sarma（2008）选取了银行渗透率、金融服务可得性与使用状况这三个层面，来测度不同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1]。arora（2010）进一步考虑了获得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交易成本，分别从金融服务范围、交易便利性以及交易成本这三个层面对普惠金融水平进行测度[2]。sama与pais（2011）参考联合国hdi的做法，从地理渗透性、产品接触性与使用效用性这三个维度来建立普惠金融指数。从国内来看，我国从引入普惠金融这一概念起就对普惠金融的测度作了较多研究[3]。伍旭川、肖翔（2014）用国际组织所公布的数据，测度了全球一百多个经济体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并运用聚类分析法，将我国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其他金砖国家展开了对比分析[4]。王韦程（2015）认为要分别构建包含供、需双方以及外部因素这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并按照该分析框架选取一系列指标，对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展开了综合分析与评价[5]。焦瑾璞等（2015）在参考国际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情况与服务质量三个维度建立指标体系，来测度我国各省份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6]。

2.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nanda和kaur（2016）设计了一个综合性的普惠金融指数，测算了68个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证实研究期内发展落后的国家普惠金融指数是上升的并趋同于发达地区，普惠金融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减贫是其重要内容）具有强相关性[7]。国内的实证研究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大部分研究证实了普惠金融对减贫的积极影响。例如，韩晓宇（2017）对我国各省份2006-2014年间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并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普惠金融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8]。朱一鸣和王伟（2017）以2014年2018个县的截面数据为样本，利用2sls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果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存在明显差异，对贫困县的减贫增收影响显著小于非贫困县[9]。武丽娟和徐璋勇（2018）采用模糊断点回归法，选取我国27个省517个村的4023户农户微观数据，对我国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对贫困减缓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10]。ding等（2018）分析了我国政府主导型小额信贷项目的微观作用机制，并研究了其反贫困效果[11]。基于此，本文选取2011-2017年甘肃省43个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样本，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进行实证分析。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2.稳健性检验。为了进一步检验普惠金融降低贫困发生率这一关系的稳健性，加入控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在表2中的4至7列中依次加入如下控制变量：产业结构、通货膨胀率、城镇化水平以及财政支出水平，第8列为整体估计。结果显示，这些控制变量的加入并没有改变普惠金融降低贫困发生率的相关关系。此外，由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可以看出，产业结构与财政支出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贫困发生率的降低，但通货膨胀和城镇化对贫困发生率具有扩大作用。

四、研究结论

本文以甘肃省43个国家级贫困县为样本，采用系统gmm法，对县域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展开了实证分析，结论显示：第一，普惠金融显著、稳健地有利于降低贫困发生率。第二，经济增长对贫困发生率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为贫困地区减缓贫困提供了现实基础；收入分配对贫困发生率有扩大作用。控制变量中，产业结构和财政支出能够降低贫困发生率，但通货膨胀和城镇化会扩大贫困面，但均存在影响不显著问题。第三，贫困发生率变量的滞后项高度显著且回归系数均大于0.8，说明甘肃作为典型的贫困地区，贫困具有固化倾向，从而加大了贫困地区脱贫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