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综合治理的调查》

城乡一体化综合治理的调查

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

——新农村建设的成都方式：“城乡一体化”调查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有了长足发展。到2004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一、二三产业的构成已经是15.2：52.9：

31.9，工业居绝对主导地位，城市化率达到41.76%。同时，城乡差距也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2936.4元和9421.6元，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超过农村居民的3倍，而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社会保障差距更大。在这种趋势下，如果继续侧重抓工业化、城市化，即使如理想的那样，到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55%，农村人口仍会有近7亿人。7亿农村人口也不是小数。所以，既基于解决城乡差距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也基于中国已经发展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把“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作为作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任务提了出来。也就在这个月，成都就作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部署，提出“六句话”的总要求。这“六句话”是：“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以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以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为保证；以农民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根本转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思路清晰、政策配套、措施得力、工作到位，虽然仅两年的实践，成都农村面貌和城乡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创造了“三个集中”的经验和“幸福梅林”等模式，使农民“发展有路子、就业有岗位、增收有来源、居住有环境、生活有保障”。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在对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做跟踪调查后，结论是城乡差距已经缩小到1：2的水平，为全国城乡差距的平均值的一半。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受益最直接、最大。

如今，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成都先行一步的实践，可谓为“新农村建设”的成都方式。所谓新农村建设的成都方式，就是以推进城乡一体化、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为着力点，促进农民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根本转变。2005年11月19日，四川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进行专题调研，高度评价成都的实践：抓得早、思路新、力度大、效果好，将为全省提供很好的示范和借鉴。

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对“建设新农村”具有多重意义。

首先，成都在2003年就提出推进城乡一体化，把发展的重点从城市化扩展到农村的现代化，加大农村建设的力度，表明成都的发展部署具有超前性。这超前性既基于成都的发展实际，也基于决策层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真心实意为农民的胆识。所谓成都的发展实际，就是市委、市政府提出“三最”奋斗目标以来，经过不懈的努力，城市综合实力和城市建设与发展水平都达到了相当程度，具备了“以城带乡”的条件；所谓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就是看到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将会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升级的瓶颈，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会为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新的机会，提供新的平台；所谓真心实意为农民的胆识，就是投资农村建设比较效益低，并非每一个发展起来的城市都愿意真心实意“带”农村。“城乡一体化”在学术界喊了十多年，为什么雷声不断，不见下雨。就是因为注重农村这一块，容易引起gdp下滑，有政绩不佳的风险。既要保证gdp持续增长，又要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同发展共繁荣，就得有敢冒风险的胆和激活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识。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以来，gdp继续创历史新高，表明只要思路正确、措施得力、工作到位，向比较效益低的农村经济倾斜也可以做到不拉gdp增长的后腿。

第二，新农村建设是当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相当程度后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式刷新农村的面貌，就是政府要将公共财政向“三农”倾斜。而推进城乡一体化，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是题中应有之义，更重要的是创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从根本上破解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难题。所以，成都的实践，可以看成是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为抓手、促进城乡同发展共繁荣，特别是建设新农村为目的的一场系统的综合改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从过去单纯的以增强城市集聚效益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以城乡经济社会互动、互为增长点的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探索。成都先行一步的实践，不仅可以为各地起步的新农村建设提供新经验，而且可以为国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破解农村经济社会瓶颈创造新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