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纠纷调解的现代反思——以“枫桥经验“为视点》

传统纠纷调解的现代反思——以“枫桥经验“为视点

摘要在我国传统社会，调解在纠纷的解决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得到了执政者的充分重视，调处息讼可以说贯穿了我国社会历史的全部过程。新常态下的社会矛盾因其独特的复杂性，传统的调解机制已无法适应。“枫桥经验”作为地方解决矛盾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其中的调解机制，是传统纠纷调解的现代延续，在实践上具有丰富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纠纷调解枫桥经验

一、贯穿始终的“无讼”思想与纠纷调解

例如“乡邻之争”一案中，胡石壁在判词中说到：“大凡乡曲邻里，务要和睦。纔自不和睦，则有无不复相通，缓急不复相助，疾病不复向扶持，彼此皆受其害。今世之人，识此道理者甚少，只争眼前强弱，不计长远厉害。纔有些小言语，便去要打官司，不以乡曲为念。且道打官司有甚得便宜处，使了盘缠，废了本业，……便做赢了一番，冤冤相报，何时是了。”胡石壁的意思很清楚，和睦是有“利”的，即“有无可以相通，缓急可以相助，疾病可以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利”，“人生在世，如何保得一生无横逆之事，若是平日有人情在乡里，他自众共相与遮盖，大事也成小事”；而不和睦则是有“害”的，即“有无不复相通，缓急不复相助，疾病不复向扶持，彼此皆受其害”，“与相邻雠隙，他便来寻针觅线，掀风作浪，小事也成大事矣”。不和睦而兴词讼的弊害还不仅是以上这些，还有“使了盘缠，废了本业，公人面前陪了下情，著了钱物，官人厅下受了惊吓，吃了打捆，而或输或赢，又在官员笔下，何可必也。便做赢了一番，冤冤相报，何时是了。”又如在“妄诉田业”一案中，胡石壁说到：“词讼之兴，初非美事，荒废本业，破坏家财，胥吏诛求，卒徒斥辱，道涂奔走，犴狱拘囚。与宗族讼，则伤宗族之恩；与乡党讼，则损乡党之谊。幸而获胜，所损己多；不幸而输，虽悔何及。故必须果抱冤抑，或贫而为富所兼，或弱而为强所害，或愚而为智所败，横逆之来，逼人已甚，不容不一鸣其不平，如此而后与之为讼，则曲不在我矣。”在该则判词中，胡石壁详细列举了诉讼之“不美”，从财产利益和人身利益两个方面表明诉讼是有害于己的，只有当“果抱冤抑，或贫而为富所兼，或弱而为强所害，或愚而为智所败，横逆之来，逼人已甚”的时候，打官司才是有必要的。

二、传统纠纷调解的制度化与现代延续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动荡，军阀割据，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社会面临重大变革。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法制建设不断加强，国家和政府积极发挥调解在解决社会纠纷中的作用，民事调解制度相对于传统的调处息讼制度而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西方法律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晚清政府试图在变法的过程中结合西方的法制理念，制定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律。在晚清政府尽力达到洋为中用的大环境中，民事调解制度仍然遵循传统儒家思想，追求和谐，在民事纠纷中依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的调处息讼制度并没有在细节上的制度化设计，这使民国时期出台各种关于民事调解制度的规定具有客观需求。这一时期相继出台了《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条例》、《民事诉讼律》、《民事调解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与传统的纠纷调解方式相比较，这一时期在调解的程序上，出项了许多详细的规定，比如调解需要依当事人之申请而行之，调解的程序不得公开等等。除此之外，民初的乡镇自治运动推进了国家政权向乡村一级渗透，但基层社会仍是乡土社会，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纠纷的当事人仍倾向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随着法律制度的发展，民国时期的民间调解相对于传统民间调解发生了一些变化，演变和发展成了有组织、有制度的调解制度，许多地方都根据需要设立了各种民间调解组织，如辽宁的商事评断处和农民协会、江西的息争会、山西的息讼会等。这些组织都有固定的场所和调解人员，除了依据伦理道德进行调解外，国家的法律也成为其重要依据，同时也形成了自愿、合法等原则。这些组织在具体的运作机制上大同小异，其宗旨和根本目的都是“息讼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