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论的读后感》

道德情操论的读后感

第一篇。道德情操论的读后感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现在正向着殷实富足的全面小康社会大步前进，道德情操论的读后感。不可否认，30年的成就足以让许多人感到惊喜和自豪。但是，经济上的发展却导致社会生活中大量充斥着贫富差距过大、医疗教育腐败、贪污受贿成风，等等，黄光裕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糖脂宁胶囊假药案，不都是由此而生。

早在17世纪时，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国富论》（看了这本书的简介）和人类伦理道德理论《道德情操论》，就已经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因为，这两本书，告诉我们人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形成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趋向——那就是通过利益驱动，让市场经济的发展充满动力；而通过社会善良的价值取向，约束个人的利己，形成道德行为准则，为社会成员所尊重和遵守。

人的自利行为不能没有法律的规范，但仅有法律的社会缺少色彩，因此我们还需要道德（斯密笔下将它分为正义和同情心）。我们有必要强调道德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斯密认为是正义，就是把自已放到他人的位置上，考察自己对别人所做的事情，并认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可以接受的，即孔夫子所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者也。它排除了许多我们所认为不正义的事情，如偷盗、杀人、占他人便宜、限制他人自由等等。显然，这种意义上的正义是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游戏规则。斯密将正义和基于仁慈的道德进行了区分。斯密说：“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但是不义行为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在追求名誉、财富和显赫地位的竞争中，为了超过一切对手，他可尽其所能地全力以赴，但是，如果他要挤掉或打倒对手，旁观者对他的迁就就会完全停止。”正义是一种被动的约束，它只要求人们保持对他人的尊重，但不要求人们去主动为他人的幸福尽力。

法律越来越健全的今天，当正义和法律逐渐联系在一起时，我们就发现，市场经济的规则基础就是一国的法治。但是，法律制度是冷冰冰的，为的仅仅是人类社会的和平共处。比如，经常看到许多年轻人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地铁的座位上看着一位孕妇站着，因为没有法律规定一定要给孕妇让位子，即使有着老弱病残孕专座的标示。但是，如果同情心要求座位上的人感受她正在忍受的痛苦，这样一来，同情心就会使得座位上的人让出自己的位子。正义允许从自己的角度看别人，同情则要求从别人的角度看别人。在斯密看来，道德是出自“一种对光荣而又崇高的东西的爱，一种对伟大和尊严的爱，一种对自己品质中优点的爱。”道德是一种不受个人经济利益支配的命令。怠工可以获得个人利益，但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因为怠工是不道德的。和法律相比，道德是主动的。它要求一个人在看到不义的行为时能挺身而出；它要求一个人在自己的行为哪怕是间接地影响到他人的幸福的时候克制自己。因为有了道德，人类社会才变得丰富多彩；因为有了道德，人类社会才运转得有序、和谐；也正因为有了道德，我们的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才能大幅度的降低。道德为社会中的每个人提供了一个可以信赖的生存空间，读后感《道德情操论的读后感》。道德的丧失正在使我们的经济蒙受巨大的损失，因为我们的政府，企业乃至个人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对付不道德者。如果每个人都具备道德，从而降低法律的使用频率，岂不是更好。

既然道德的要求高于人类利已之心，道德的实施只能通过个人的强制。法律不能成为强制道德的手段，因为它不能逾越正义所允许的范畴。当我们想做违背道德的事情时，“内心那个人马上提醒我们：太看重自己而过分轻视别人，这样做会把自己变成同胞们蔑视和愤慨的对象。”然而，要达到个人内心的强制，对于追求私利的个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天，互联网的触角无处不在，通过社会群体对违反道德的个人的指责乃至唾弃，也确实给我们敲响了一次又一次的警钟，使我们不得不加强道德意识的建设。

伦敦《金融时报》在采访温家宝关于政治体制发展的问题时，温总理的回答是：其实经济和政治是不可分的，我还是想从经济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个方面都是重要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也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我们要建立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一个让每一个人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这就是我为什么很喜欢阅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原因。亚当·斯密于１７７６年出版了《国富论》，他也写了《道德情操论》。在《道德情操论》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我一直认为，公平正义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好像怕民主、怕选举，其实不然。我今年在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讲过，只有人民信任你，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村级的直接选举，乡、县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县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但是我坚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也就能够管好一个省。但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渐进。

不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党的执政能力的角度，都迫切要求我们无时不刻使用道德这个无形的手，净化我们的队伍，更好的服务于人民。我想这就是温总理三番五次的推荐我们看这本书的道理。

作为政府工作人员，我们的道德准则就是“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信任我们，拥护我们，才能创建良好道德秩序的和谐社会。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还仅仅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道德修养的提高对我们整个国家和党的政权的稳固的重要性，仅仅是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的“方法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我们更应该通过更多对“人性”的了解，在我们的工作中认真对待人民的诉求与法治的建设，真正在工作中通过我们政府的引导，提高全民族的素养，让社会公共伦理道德观念得以提升。让我们的道德环境能够适应中国飞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

第二篇：《道德情操论》读后感社会公正与市场竞争——《道德情操论》读后感

近日，写了一篇单位要求的习作，纯粹系练习之用，极尽抄写之能力。然而，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种境界仿佛得之。不嫌浅陋，搬至网上。

有观点认为，生意场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我不在乎别人是否会欺骗或欺诈我。正因为我愿意别人对我进行欺诈或欺骗，如果我也打算欺骗或欺诈别人，这在道德上也说得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们认为这是基本道德的黄金规则。这条黄金规则的问题是，“如果你愿意让别人用不道德的方法对待你，那么你就似乎也可以用不道德的方法对待他们”。

所有人相互之间的不道德行为产生最为严重的情况莫过于“中国人的一天。”所揭示的程度：“早起，买两根地沟油油条，吃个苏丹红咸蛋，杯三聚氰氨牛奶，吃完开着锦湖轮胎的车去上班。中午，吃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再来一份人造鸡蛋卤注胶牛肉，加一碗石蜡翻新陈米饭，泡壶香精茶叶。下班，买条避孕药鱼、尿素豆芽、膨大西红柿和石膏豆腐，回到豆腐渣房家，开瓶甲醇勾兑酒，吃个增白剂加硫磺馒头。饭后，抽根高汞烟，去地摊买本盗版小说，回去上一会盗版操作系统的电脑，晚上钻进黑心棉被窝。”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说明了把生意场看作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是多么的有害。市场参与竭尽所能的破坏市场竞争的规则是多么的有害。我们需要一个建设在道德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则可以为我们建设基于道德之上的市场经济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一、人究竟是利己，还是利他。

亚当。斯密，一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世人皆知他是经济学之父，《国富论》作者名声享誉世界。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位伦理学家，是一位道德哲学的教授，其撰写的《道德情操论》是一部影响深远的道德哲学著作。但是，非常不幸的是，《道德情操论》的理论光芒却被《国富论》所覆盖，因此人们往往只知《国富论》，竟不知还有《道德情操论》的存在。如何理解亚当。斯密这两部著作的关系，这形成所谓“亚当。斯密”问题，也即《国富论》中建立的“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和《道德情操论》中阐明的“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关系问题。

人们普遍认为亚当。斯密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就是“利己主义”。正是在这种利己心的指引之下，人们参与市场竞争，最终通过“看不见的手”调控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说，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而从利己出发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就是亚当。斯密所架设的经济人。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决不要向他们谈论我们自己需要什么，而应当谈论他们自己的利益，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告诉他们，给我们做事对他们自己是有利的，那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就容易多了。只有乞丐才会把自己的生活完全寄托在同胞的施舍上。——《国富论》

但是，亚当。斯密对于何谓“人”的理解是多角度的，也是立体的或综合的。如果仅仅把人纯粹理解成为仅仅具有利己心的经济人，就是对亚当。斯密的以偏概全。人还是那个人，但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的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之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道德情操论》

《道德情操论》开篇，亚当。斯密就讲人性之中的另外一种倾向——利他心。可以说，利己心和利他心共同组成所谓的“人”，也就是说人既是经济人，同时也是道德人。亚当。斯密说到：这本来就是“无所不知的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为了人类的幸福打算而在每个人的心田培植的两颗种子。

对自己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谨慎的美德；对别人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正义和仁慈的美德。前一种美德约束我们以免受到伤害；后一种美德敦促我们促进他人的幸福。在不去考虑他人的情感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或者在一定条件下会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三种美德中的第一种最初是我们的利己心向我们提出的要求，另两种美德是我们仁慈的感情向我们提出来的要求。——《道德情操论》

显然，亚当。斯密对利己心对于人类幸福的作用评价更高于利他心。亚当。斯密没有简单的从道德角度评判说利己心优于利他心，相反，正是因为，利己心、自爱心以及每个人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的自然努力是值得保护的，符合人之为人的本性。

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因为他比任何人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是恰当的和正确的。因为每个人更加深切地关心同自己直接有关的，而不是对任何其他人有关的事情；或许，听到一个同我们没有特殊关系的人的死讯，会使我们有所挂虑，但这对我们的饮食起居的影响远比落在自己身上的小灾小难小。——《道德情操论》

可以说，《道德情操论》是亚当。斯密对于人的综合的研究，而《国富论》则是在《道德情操论》所论述的人性基础之上，侧重于人之利己心引发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可以说，利己心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人的这种利己本能决定现代社会生活市场竞争领域的基本结构，是一个基于自我利益的利己主义者成为经济活动唯一动力。

但是，如果通读《道德情操论》，我认为侧重于人之利己心引发经济社会发展是基于特定条件的。没有这些条件，仅仅依靠人之利己心是不可行的。这些条件至少包括以同情为基础的公正旁观者作为内心的监督和以公正为核心原则的法律制度作为社会运行的基本框架。而同情和公正则是利他心所产生的美德。因此，我认为利他心是经济社会发展得到稳定的前提条件。

二、谁是公正的旁观者。

不言而喻，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道德情感、道德判断的余地。原来利己的本性和利他的本性本身之所以具有意义，无非是因为人或多或少的参与社会生活，具有社会的个人特征。因此，两种本能的协调问题也是以丰富的社会生活已在那里作为构建“理想社会”的营建为前提。由于怎样协调利己心和利他心也许是最合乎目的形成。斯密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事情，由此基于本能的行为（利他的和利己的）才会具有道德意义。

在亚当。斯密看来，判断某种行为是不是与“道德”相适应的行为标准，不应在两种本能之外的地方寻找，他确实存在于这两种本能的“合宜”之中。那不是限制神授的本能、扭曲其动力这个意义上的“合宜”，而是使他们最充分发挥和发展的东西。

如果一些行为表现为某种情感的合宜而又公认的对象，那么这种情感立即直接促使我们去报答别人，或者为之服务。同样，如果一些行为表现为某种情感的怨恨而又公认的对象，那么这种情感也立即直接的促使我们去惩处别人，或者处以刑罚。奖赏，是回报，是补偿，是以德报德；惩罚，也是回报，是补偿，只是方式不同，后者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道德情操论》

那么由谁就行为作出合宜或不合宜的判断，或者人们怎样将他人的判断理解为对自己的本性行为的批判呢。对此，亚当。斯密作了这样的回答：

一个人若在其整个一生中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坚定而始终如一的仿效谨慎、正义或合宜的仁慈这种思想，则其行为便主要受到这样一种尊重的指导，即对那个想象中的公正的旁观者、自己心中的那个伟大居住者、判断自己行为的那个伟大的法官和仲裁者的情感的尊重。——《道德情操论》

通过这个观察者判断当事人的行为合宜与否，来决定其道德性。观察者断定当事人行为或感情是否合宜，主要取决于“观察者”作对同胞对当事人的行为或感情能否表示同情。无论是利己行为，还是利他行为，只要得到公正的旁观者的认可，都是可以断定为合宜的行为。

三、何谓旁观者之公正。

每个人只要按照上帝所赋予的利己本能的趋向行事，对于来自上帝所赋予的其他本能，即利他心的最低限度要求——复合“一般人道”标准，则只要将它看作“正义规则”不予侵犯就可以了。因此，亚当。斯密也说过：“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同时，亚当。斯密又说：

人类社会中所有成员都互相需要，同时也彼此伤害。但是，只要人们因为爱、感激、友谊和尊敬而互相帮助，那么这个社会将会繁荣兴旺并充满快乐。如果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伸出友爱之手，那么社会将会变成一个美好和谐的公共中心。（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可以说，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就是在论述保证经济生活有效运行赖以为基的伦理行为，希望通过社会条件的改善和社会机制的约束，减少包括谋杀、偷盗、通奸、欺诈在内的不道德行为，增加以公平、自制和责任为核心的道德行为。而以公平、自制和责任为核心的道德行为才是人们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才是社会文明的本质。亚当。斯密借助公正的旁观者调节着利己心和利他心，使得每个人的行为成为符合道德的行为。

既然我们总是深深地为任何与己有关的事情所动而不为任何与他人有关的事情所动，那么是什么东西促使高尚的人在一切场合和平常的人在许多场合为了他人的更大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呢。这不是一种人性温和的力量，不是造物主在人类心中点燃的仁慈的微弱之火，既能够抑制最强烈的自爱欲望之火。他是一种在这种场合自我发挥作用的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一种更为有力的动机。他是理性、道义、心中的那个居民、内心的那个人、判断我们合法行为的伟大的法官和仲裁人。每当我们将要采取采取行动影响他人的幸福时，是他，用一种足以震慑我们心中的冲动的激情的声音，向我们高呼：我们只是芸芸众生之一，丝毫不比任何人重要；并且高呼：如果我们如此可耻的和盲目的看重自己，就会成为愤恨、憎恨和咒骂的合宜对象。——《道德情操论》

事实上，《国富论》充分论述利己心与分工之间的关系，认为分工无论是在技术分工还是社会分工或职业分工的意义上，都是从“利己心”或“自爱心”出发而发展起来的。通过分工进而形成“互通有无”的市场。但是，通过任何观察就会发现，仅仅依靠“利己心”是不够的，或是不完备的。经济生活的有效性要在很大程度之上依赖于某种程度的伦理行为。纯自私的行为其实同任何既定的经济生活都不相容。经济生活中总是存在某些信任和向新的因素。有很多生意都是在口头保证的基础之上做成的。

公正的旁观者认为，如果有人参加竞争活动但又破坏规范竞争的规则，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为什么。因为如果规范竞争的规则受到如此普遍的破坏，这些规则就不再成为规则。如果规范规则受到普遍破坏，规范就不再可能。这种行为具有两种意义的自我否定性质。规则的普遍破坏就会使得规则无效。又因为规则被用来使竞争避免陷入混乱或变成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所以普遍破坏规则使得增进福利的竞争也把自身给否定掉了。

如果非得将经济建设和道德建设比作社会的两条腿，那现今的中国必然是这样一种情况，代表经济的右腿粗壮有劲，骨骼惊奇，里面戴着护膝，外面穿着名贵西裤和皮鞋，护膝是防摔的；代表道德的左腿也穿着名牌（美曰其名传统美德），却营养不良、残疾沉积，没有保护措施，走路一拐一拐，时有断腿之险。这样一个社会站稳不易，别说走路呢，可我们时常却都是依靠右腿在奔跑着。我们拿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遮掩别人的左眼，拿老生常谈的传统美德粉饰别人的右眼，和谐美好的时代就是这样产生的。却不曾考虑到等我们右腿跑得太急，左腿跟不上节奏跌倒时，趴在地上的我们会作何感想。

从小我们都接受了太多关于传统美德的教育，熏陶得每个初中毕业的人都能胜任传统美德的代言人。但我们接受的恰恰只是这样一种课内教育，其结果必然是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我们的美德思想反应在口头上，作文里或者与师长的交流中，却在实际生活中连极度生硬的依样画葫芦都不会。我曾经很难理解为什么在美国申请大学还要关注你以往的社区服务经历和实践能力，不就读个书吗，至于考察这些吗。这完全是一种中国式教育的思维惯性，我们只口头告诉你什么是奉献社会，是“利他”思想为主，而美国人用行动告诉你什么是服务社区，是“利他”行为为主。在美国的大街小巷，人们用行为诠释高素质高品德；在中国的中小学课堂，老师用成堆的道德品质书灌输传统美德。在对比中美教育成果后再去看中国的学生在考试比赛中拔得头筹的新闻时，我们该如何掩饰我们的内心。

在通往理想社会的道德路上从来都是任重而道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