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统和现代的思考 传统经济的思考》

关于传统和现代的思考 传统经济的思考

‚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和我的思考

李根蟠

关于‚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的讨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史坛引人注目的事情。国内外许多学者以不同方式参与了这一讨论。我的发言仅对‚中国经济史论坛‛有关讨论情况作简要的介绍，并谈谈我的一些思考。

一、‚再评价‛讨论的背景、缘起和特点

中国经济史论坛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为中心，由京内外学者自行结合、自由讨论的开放式的研讨方式。它的肇始可以追溯到1993年。‚文革‛结束后史学界一度把经济史作为史学发展的突破口，经济史受到空前的重视。建国以来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又围绕现实生活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问题开拓了新领域，形成了新热点，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先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的特点及其现代化道路作全面的再认识。但这些问题的讨论在热闹了一阵子以后，八十年代后期趋于沉寂。为了推动讨论的继续深入，《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其他研究和教学单位合作，从1993年开始，以‚中国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为总主题，陆续召开了一系列小型学术研讨会。1997年，在林甘泉、方行、宁可等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正式组成‚中国经济史论坛‛。论坛规模不大，但议题比较集中，准备比较充分，参加会议的有不同断代、不同学科的学者，大都有较好的研究基础，也很投入，因而能够比较深入地探讨一些长时段的、全局性问题，使得研讨会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对推动学科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是中国经济史论坛的中心议题之一，论坛已经分别于2001年12月、2002年9月和2004年5月召开以此为主题的三次学术研讨会。实际上，与此有关的讨论还可以追溯到1993年对黄宗智学术理论的讨论和1997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经济发展比较的讨论。可以说，这是论坛历时最长、涉及面最宽、探讨有关理论问题最多的一个讨

论系列。

这一讨论具有以下特点：

1、这是在对既往研究的‚反思‛尤其是对西欧中心论批评中产生的不同认识的争论。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曾经长期发生着重大的影响。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可以说是一对双胞胎；后者是站在以近代西欧为中心的立场上观察和剪裁中国历史而形成的偏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甚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借口和依据之一。二战以后，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在日本和欧美都受到了批判。中国学者也对中国停滞论及其形形色色的变种提出批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承明首先掲出了彻底发展论的旗臶，批评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沉沦观‛。1993年6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组织了关于‚中国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的学术研讨会，整理了一个相当详细的有关讨论的述评，述评中有‚‘增长’论与发展论‛一节，介绍了围绕中国传统经济是否有所发展问题的不同观点1[1]。时值黄宗智发表了《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的中译本2[2]，这个问题遂成为讨论中的热点。又由此引出对黄宗智有关理论的两次讨论：1993年7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召集经济所部分学者讨论黄宗智的小农经济理论；同年12月，《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联合举办的关于黄宗智学术理论的研讨会。黄宗智在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中西学界的中国史研究虽然存在不同的以至对立的理论模式，如中国的‚封建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萌芽‛模式，西方的‚传统中国‛模式（‚冲击—反应‛模式）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但实际上却共同默认某种‚不言自明‛的规范认识，例如，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和近代化。这些规范认识是建立在西欧经验的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史却出现了一系列与之相悖的现象，如明清以来高度的商品化和糊口农业长期并存，有增长而无发展，城市工业化和农村不发展并存等等，对这种规范认识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对商品化理论本身进行反思，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对黄宗智上述学术理论的讨论实际上揭开了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

讨论的序幕。在讨论中存在各种不同意见，但论辩的各方都对西欧中心论持批评态度，都力图找出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和自身发展的轨迹。

2、国内和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相互激荡和相互呼应。

如前所述，这次讨论的掲幕是由国内外有关研究相互激荡所引起的。而在整个讨论中，中西有两股学术潮流最为引人注目，成为这次讨论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国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为中心的一些学者，认为清代经济的发展比原来的估计要高，不但没有走下坡路，反而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1997年夏天，在方行提议下论坛召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前

3[3]期和后期经济发展比较‛学术研讨会，主要批评对象就是‚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论‛。

方行等人的观点是在长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综合性成果是《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上中下三册）4[4]。该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李伯重在他的关于明清江南农业的专著中着重批判了明清停滞论。他又发表了关于宋末明初江南农业发展的系列文章，否定‚宋代经济革命‛说，并在这基础上撰文从方法论高度批判‚宋代经济革命‛论5[5]。这些论述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的高峰‛这一轴心展开的。在国外，‚加州学派‛最为活跃，他们相继问世的一系列著作很快介绍到中国，如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6[6]、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7[7]、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8[8]、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9[9]等。这些著作对中国前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与传统观点截然相反的高度评价。例如，弗兰克认为中国直到１８００年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明清在世界贸易中曾吸引了世界生产的白银的一半。彭慕兰认为西欧在19世纪以前并不具有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中国的江南在许多方面甚至优于西欧；西欧经济发展拉开与中国的差距（‚分流‛或‚分岔‛）是在1800

年以后，原因是煤矿离经济核心地区较近和开拓了海外殖民地这两个偶然的因素。在以上两股学术潮流中，虽然各人的学术观点并不完全一样，但显然是相互呼应的。加州学派大量引用了吴承明、方行、李伯重等人的研究成果；有人甚至把李伯重列为加州学派的一员。论坛正式以‚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为主题的第一次研讨会，重点就是由李伯重、史建云、张芝联、马克垚等人介绍了西方学者的这些新论。第一次研讨会结束以后，第二次研讨会开始以前，美国学界发生了围绕彭慕兰‚分流论‛的大辩论。先是《亚洲研究评论》2002年第一期刊登了黄宗智等人对彭慕兰《大分流》的批评及及李中清等人的回应文章，接着，2002年6月3日加州大学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中心以‚大分岔。：中欧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源‛为题，组织了两派不同观点的学者（分别以黄宗智和彭慕兰为代表）面对面的辩论。这次辩论的信息很快反馈到国内。张家炎发来了有关辩论情况的第一手材料10[10]，龙登高也根据李伯重、李中清等人提供的材料撰写了《加州学派与研究范式革命》一文11[11]；这两篇文章都作为‚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材料印发与会代表，而对彭慕兰‚分流论‛和黄宗智‚内卷论‛的评价也就成为讨论中的重要议题。第三次研讨会前，黄宗智发来了他对彭慕兰反批评的回应

史上是空前的。

3、讨论以清代经济评价为中心辐射到传统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如前所述，这次讨论的缘起与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提出的新论有关，所以讨论聚焦于对明清（主要是清前期）经济发展的评估上。不过，讨论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从封建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以及中西比较中探讨清代经济发展的地位和特点。同时讨论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方面。这就使得讨论具有综合性和长时段研讨的特点。

4、具体历史问题的讨论与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检讨相结合。12[12]。国内外研讨活动的这样紧密的联系和互动，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

这次讨论很大程度上是从检讨以往的研究范式开始的。经济史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理论方法，经济史学科应该如何继续发展，始终为与会学者所关注。即使是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无不与有关理论方法联系在一起。例如，评价清代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首先就弄清发展与增长的关系和衡量发展与否的标准；讨论劳动生产率高低，不能不涉及如何理解劳动生产率的概念以及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讨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涉及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的特点以及商品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关系，等等。讨论既立足于具体的历史问题，又超越具体的历史问题，使得它带有浓厚的理论探讨的色彩，并大大增加了它的学术深度。

关于这次系列讨论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整理了一个比较详尽的综述13[13]，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参阅。在这里，仅就讨论中的若干问题进行评议。

二、对‚再评价‛中两个争论焦点的评议

围绕对清代经济发展的评估，讨论中逐渐形成了两类不同的意见。一类对清代经济发展估计较高，认为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最高峰，姑称之为‚高峰论‛14[1]。‚高峰论‛的主要论据可以概括为以下4点：

1、经济总量（体现在人口、垦田、亩产、总产等方面）空前增长；

2、劳动生产率比前代有所提高（但在这个问题上，清代经济发展高峰论者之间也有不同的认识和处理，详后）；

3、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全国性市场网络形成、民用日用品的长途贩运兴盛、大商帮出现等）；

区分劳动生产率中的自然生产率和社会生产率，对我们认识历史上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自然生产率可以减少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的消耗，却不能增加生产过程中的物化劳动的积累，不能增强导致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自然生产率可以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却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没有其他社会条件的配合，光靠优厚的自然条件，并不能增加社会财富

的积累，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且，自然条件的开发利用毕竟要通过人的劳动，毕竟要使用一定的工具38[25]，这种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从而自然条件利用价值的发掘和所起作用的大小，视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而异。在文化初期，主要利用对象为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则可以进一步利用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39[26]传统农业由于生产力比较低，相当程度上‚靠天吃饭‛。现代大工业由于使用了自行操纵的机器，把自然力和科学技术并入了生产过程，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马克思说：‚劳动生产率也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随着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少。‛40[27]在劳动生产率中，占居主导地位、真正能够体现劳动生产率的本质，代表其发展方向并促进社会进步的是社会生产率而不是自然生产率。

研究经济发展历史，劳动生产率的演变是绕不过去的。在中国历史上，社会变迁最为激烈的春秋战国时代，封建地主制之所以能够战胜封建领主制，根本原因就是前者创造了比后者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在风雷激荡的世界近代史上，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战胜封建主义，根本原因也是前者创造了比后者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列宁说：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也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41[28]。因此，在对传统经济的再评价中，劳动生产率是淡化不得的；在对历史上劳动生产率的分析中，工具、设施等生产资料的状况又是淡化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