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约道路读后感》

塘约道路读后感

（一）

说说左二牛

手捧《塘约道路》，心底莫名油然而生一种淡淡的情愫，洁白素雅的装帧风格，不落俗，不耀眼，像一朵静默在池塘里的莲花，正如周墩颐《爱莲说》中所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

一杯清茶，凭栏而坐，细细品读，从伊始对塘约的陌生到渐渐清晰，甚至最后，你会被书中塘约这个充满洪荒之力茁壮崛起的农村深深吸引。塘约道路，充分展现了一条破茧成蝶的蝶变之路，一条破斧沉舟的改革发展之路，一条依靠内生动力的崛起之路。

2014年，塘约村遭遇百年未见的大洪水，洪水淹没了村庄，冲毁了田地，让本已不富裕的塘约村民变得一贫如洗。”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塘约只有扬起气吞山河之力斧，才能走出困境，脱离贫穷，走向康庄之路。而人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塘约村民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领导和上级党委的支持下，成立合作社，建立生产队，通过不断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型，让塘约这个拥有三千多人口，劳动力却不足的“空壳村”逐步走向依靠“内生动力”的致富之路。

通篇文字没有诘屈聱牙生涩之感，如同缓缓溪流，将塘约的各色人物展现其中。质朴的语言，平白的直叙，正如塘约发展道路史中涌现出勤劳朴素的广大农民的形象。最吸引我的莫过于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人称左二牛。他的奋斗史不仅是个人历经磨难的成长史，更折射出党员带领群众致力发展的奋斗史。他的精神不仅是塘约道路上最核心力量的集合体，更体现了塘约村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他果断，不做井底之蛙，拥有走出去海阔天空的闯荡精神。“二牛有种干什么非干成不可的劲儿”，正因如此，打工回村的那段日子，他种过药材、养过猪、养过牛，在一次又一次摸爬滚打中不断总结经验，在失败的熔炉里一次又一次的煅烧历练，明白了做事光有闯劲还不行，得有资金，有新技术，懂市场供求关系。正因他走得出去，回村后打开了塘约村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在步步摸索与探索中打开创业局面。

他有魄力，不拖泥带水，有着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的精神。二牛算得上是“村选干部”最公认的优质人选，“村干部就像一栋房子要有几根柱子，没几根靠得住的柱子，一个村庄撑不起来。你有机会给大家做点事，是福气啊”，父亲左俊榆作为老一代村支书，将梦想和期待传递给儿子，字字珠玑的肺腑之言彻底激发起二牛深藏在血液骨髓里的实干精神，左二牛把养的牛全卖了，怀揣着为民谋福祉的奉献情怀当上了村主任。

他有原则，不跨越红线，有着壮士断腕、破斧沉舟的勇气。越穷越要做人情，越做人情越穷，当他意识到“乡村办酒”就像一个毒瘤扎根在塘约村时，他力刀阔斧，将五花八门的满月酒、周岁酒、生日酒、出殡酒等各种名目的“酒债”之风扼杀住，统一操办酒宴，为塘约村每年节省3000万开支，将陷落在经济与精神双重贫困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的村民送去了清风，带来了安宁。清肃的村规民约弘扬了正气，更维护了“红九条”的道德底线。

他有思想，不故步自封，有着决胜千里之外的豪迈改革激情。“要踩出一条路来，第一步就是要成立合作社，把全村的地都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实现效益最大化。第二步就是调整产业结构。”这不仅仅是二牛想打破塘约村“单打独斗”发展模式的改革决心，更是对塘约未来发展的规划。要让村民、生产队强弱联合，弱弱联合，穷穷联合，逐步带动村民增强信心，脱贫致富，攻坚克难，要“抱团发展”才能引领塘约走向革新之路。

他有恒力，不厌其烦，有着玉不琢不成器的雕琢精神。塘约村在土地确权之后，他不胜其烦，带领村干部重新将撂荒达30%的十个自然村重新丈量，重新登记造册，“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土地确权后实际全村耕地面积4862亩，比确权之前多出了3289.5亩。数字上的视觉冲击足以让我咋舌不已，更别说在3289.5亩上开荒垦田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有些事，是要领着农民干的，有些是农民已经干起来的，我们要跟上”。即时补位，是身段的放下，是“治水必躬亲”的进取谦卑，更是保持新生动力的源泉之本。只有高中知识水平的他硬是通过自身努力，从不知到知，从不懂到懂，琢磨探索出适合塘约发展的“互联网+”模式，进而尝试建立“八村+塘约”的联动合作模式。塘约，不仅改变了自身，更带动了周边，让富裕的种子播撒在充满希望的土地上。

“什么是原则，什么是党性。在每个党员的心中，要像种树一样，把根扎下去，要把树种活，成为一颗大树。”根深蒂固才能长成参天大树，一个背离党性，为己谋利的村干部只会被遭受唾骂与背弃。在塘约村的发展道路上涌现出许许多多同左二牛一样的群众、党员和村干部。他曾深有体会地说“什么力量大，人民力量大。什么资源好，人民资源好”，人民才是塘约背水一战、决战决胜的关键，是稳步走在塘约道路上的坚实发展动力。（区执法局张佳）

塘约道路读后感

（二）

读《塘约道路》的几点体会与思考

夏宇

《塘约道路》由报告文学家、著名学者王宏甲所创作，是记录贵州安顺一个穷山村在党组织带领下，如何从灾难之后的一穷二白中，通过重拾集体化道路，重拾乡约民俗，重拾村民自治，实现惊人蜕变的一篇写实报告文学。全文用字简练、文笔朴实、寓意深刻，读后发人深省、使人振奋、催人上进，个人认为是近年以来被穿越、玄幻、盗墓、神剧充斥的现代文坛浊世中难得的一股清流。作为一名基层三农工作者，对文中所提及的诸项事宜，感触尤深。一些体会、几点思考，以飨读者。

一：从改革到深化改革

“我们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土地流转中心。”左文学说，“通过流转，把承包地重新集中到我们办的村合作社。”

话说到这，大家发言热烈。有人提出疑问。“把分下去的承包地重新集中起来，是不是走回头路啊。”

左文学说。“我想过了，以前那叫改革，我们这叫深化改革。”——《塘约道路》第26页

与39年前凤阳小岗村的严俊昌们所承担的巨大政治风险相比，今天的左文学们无疑要幸运的多。将近40年的变迁，“改革”二字在我国早已从敏感词成长为时髦词，并正逐渐演变为通俗词。改革从增量转向存量，从浅洼地带步入深水区域。而人们对于改革二字的聚焦点，也已从彼时的方向性选择的关注，转移到了对进度与力度的关切。

民之所望，即为施政所向。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这样一种方式，向党内外、国内外回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不要继续改革、如何继续改革、怎样继续改革等重大问题。

一时之间，改革再度成为风靡全国的热词，从农村到城市各个领域、从省到市到地方各个层面，新一轮的改革浪潮不断掀起。

当然，改革就意味着变化，就面领着新的选择，就会有争论、有质疑，各个领域莫外如是。在三农领域，学界、政界也出现了各种争论，集体所有制该不该保存、粮食安全重要性是否如故、耕地红线该不该坚持……

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只不过，总有一些道理需要我们紧记，总有一些底线需要我们坚守。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三改一损”，体现的正是最高决策层对今时农村改革形势的审度和对各式呼声的正确回应。

“是不是走回头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想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改革。

我们为什么要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改革，是为了消除桎梏、提供动力。

39年前分田到户是正确的改革，因为当时的分配制度和产权不清压抑了人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而分田到户所做的，其实就是释放了人的积极性。

今日的农村与当时的农村早已大相径庭。今日农村，青壮劳动力向城市聚集，在农村的都是出不去的和出去了留不住的，这些人或目见或耳闻，大都已知晓外面世界的精彩与无奈，他们一遍遍仰望隔壁村老王家搬砖挣钱修起来的小洋楼，又一次次庆幸地唏嘘着姚员外投资失败血本无归的典故。他们不甘寂寞，却又安稳于此，期望改变，但从不主动求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塘约的老农民们应该感谢那一场洪水，因为它让他们没得选择，只有联合起来，寻求改变。

农民重新联合起来，不是回到“一大二公”吃大锅饭，而是以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为保障，将所有权明确到集体、承包权明确到户、经营权明确到土地合作社，通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培育自主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带动现代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就是深化改革。

二：多出了3289.5亩

还有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塘约村在土地确权之前，全村的耕地面积是1572.5亩，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一直是这个数目。这次经用仪器测量和土法丈量后，确认的全村耕地面积是4862亩。

没错，多出了3289.5亩。——《塘约道路》第42页

这段话，王宏甲后来在海淀区某大学做报告演讲时也多次提及。我想了很久，也不敢说自己有多么理解他作为一名“局外人”，反复提及这段话、这两个数字的真实意义。我只知道两点，确权以后，农民的地多了。以及，过去的就过去了。

土地确权，是指对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和他项权利的确认、确定，是对农民集体、农民与土地长期稳定的产权关系的确认。确权之前，归属不清、情况不明，造成了几十年来的糊涂账。确权之后，土地权属清晰、管理方便规范、农民积极性提高、农民权益得到维护。

过去的就过去了。对既成事实的尊重，需要一种勇气，体现了一种智慧。尊重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开拓将来。

由此及彼，联想到另一份重磅文件《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提到，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对“原罪”的宽恕，何尝不是体现了一种胸襟与智慧。

三：你是精准扶贫对象

谷掰寨有个王学英，丈夫七年前因肝炎恶化死了。家里留下四个子女，最小的不到两岁，最大的不到十岁。为给丈夫治病，家里还欠下六万多元债……

她成了建筑队拌灰沙的副工，同时还负责做饭给建房的工人吃。这样她就有工资，一个副工一天工资是120元。

政府给她建的新房子有120平方米，在她看来，这就是天堂一般的房子了。她说她做梦都没想过怎么有这样的好事。

左文学告诉她，她是精准扶贫对象。——《塘约道路》第

46、49页

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一般来说，精准扶贫主要是就贫困居民而言的，谁贫困就扶持谁。经过多年的扶贫工作，现在剩下的都是“硬骨头”。

精准扶贫的意义，不仅在与将大水漫盖变成了滴灌，明确了扶贫对象，提高了施政效率，更在于因人施策，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许多年来指望在农村“用先富带动后富”迅速实现农民脱贫思路的一种纠偏。毕竟，“打铁还需自身硬。”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如王宏甲所说，一个好的社会，应该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

四：这是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的，是村民自治

（塘约村村支书左文学在浴桶里想出个村规民约：红九条）

每一条都是警戒的红线，谁踩了红线，就被“拉黑”。

违反九条中的任何一条，就被列入“黑名单”管理。一旦列入，“该户不享受国家任何优惠政策，村支两委也不为该户村民办理任何相关手续。”

“这是村民的基本权利，不能不给办吧。”

回答说。“这是村民代表大会决定的，是村民自治。”——《塘约道路》第70、74页

“村民自治”的官方提法始见于1982年我国修订颁布的第四部《宪法》第111条，其中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当时的设想应是为了应对人民公社解体后乡村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乡村社会严重失序的现实。通过村民自治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大制度的联接，为村庄发展提供社会秩序，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破解“三农”难题、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

然而，现实却不尽如人意。尤其是近年以来，官方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却并未能够迅速、有效、完全接管留下的权力真空地带，而是被地方黑恶势力分走一大杯羹，例如聊城辱母杀人案中的涉黑高利贷势力。村民自治出现“失灵”甚至“失控”的窘境。

“西湖学者”陈剩勇曾经总结村民自治制度失灵的五个原因：其一，村民自治制度不是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阶层自发生长的秩序，而是自上而下推动的产物，缺乏必要的本土资源，包括传统、文化和习俗的支撑，很容易水土不服。其二，目前的农民，总体上小农意识依旧根深蒂固，民主与法治意识不足，契约精神和合作能力有待提高，要求他们自治村庄，“未免有点强人所难”。其三，农村精英的大规模流失，加剧了中国农村的治理危机。其四，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推进乡村民主过程中，普遍“重选举而轻治理”。其五，村民自治和乡村民主建立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基础之上，村民自治制度与乡镇政府管理体制，可谓是一个农村，“两种制度”。“如村委与党支部关系的紧张，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关系的不顺，等等，其根源都可追溯到乡村地区的制度环境。”

回应一下陈教授的“五个原因”：其一，马克思主义也是舶来品，结合中国实际，也能焕发勃勃生机。其二，“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其三，人是用脚投票的。近年以来，外出就业农民工数量增速明显下降，2015年、2016年分别只增长0.4%和0.3%，农民工返乡与就近务工趋势上升相应。在外积累了经验、技术的返乡就业、创业人员可以带动农村社会治理。其四，重选举而轻治理不是中国特色，更不是农村独有。其五，我们正在大力打造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

新的自治体制的效能正待验证，但是我相信一点，在今日中国，如果党都办不成的事，那也不用指望别人。

对现状不满，往往就会怀念过去。例如，2014年2月的亚布力论坛，任志强、冯仑等商界大佬呼吁恢复乡绅制度，认为“有乡绅就留得住乡愁，没有乡绅就留不住乡愁，没有乡愁。”

毋庸置疑，乡绅文化在我国农村曾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千年以来，乡绅“在国家政权对基层乡村社会控制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充当了政府与乡民之间联系的重要中间角色，兼顾政府和地方利益，为维系地方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费孝通先生的中国社会“双轨政治理论”也认为，自上而下的皇权与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

古代乡绅，大多是告老还乡的官员，荣归故里的商人，或是德才兼备的长者，在暮年为故里发挥余热、泽被后人，无可厚非、令人敬仰。但是今时今日，乡绅文化并不具备快速培育发展的土壤。从塘约的实践我们能够得出结论，靠得住的，只有党、集体和自己。

对现状不满的正确打开方式，应当是努力开创未来。

五、妇女们因丈夫的回乡而精神焕发

崭新的变局使外出打工的绝大多数青壮年返回家乡重建家园，先前撂荒的土地全部种上，“留守儿童”的生活结束了，妇女们因丈夫的回乡而精神焕发。——《塘约道路》导言第2页

留守老人、留守村妇、留守儿童，这是城里人脑海中农村的标签，也是农村的现状。

刘燕舞的《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中曾提及，湖北京山县，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

留守村妇，承担着过量的家庭物理压力，同时也面临着生理、心理上的缺失和安慰，更遭受着来自外界不安全和不良因素的影响。在家庭伦理、社会道德、个人自律、社会规范中，经受着物质、精神、心理的巨大挑战和诱惑。

2012年9月，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存在留守儿童2200万。由于父母长期外出，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遇到心理问题得不到正常疏导，极大地影响了其身心健康形成人格扭曲的隐患，导致儿童行为习惯较差，并且极易产生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控甚至犯罪的倾向。北方某省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青少年犯罪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已高达20%。

而对于那些青壮劳动力来说，一边是回不去的故乡，一边是融不进的城市。

我们该做点什么呢。

让农民融的进城市，也回得去农村。

要进城的，要让他们带着资产进城，带着一家老小进城，成为新市民，并且，在农村还要保留他们的权益，他们的权益，由集体来负责，政府来监督。

2、由政府出资101万元购买各种蔬菜种子，扶持塘约的农业生产起步；

3、塘约有150亩闲置水塘，政府出资30万元购买莲藕种苗，才发展起水产业。仅以上三项合计，由政府出资扶植资金共5531万元。经核实，丁理事长说，这些款项是全部到位的，没有被挪用或贪污的；

4、为了尽快改变产业结构，提高塘约村继续发展的后劲，由平坝县和青岛市合作出资5000万元给塘约村建设现代化蔬菜基地10000平方米，这是一个正在建设的未完成的重大项目。此外，塘约村还贷款50万元用于发展生产。贷款属于借钱还钱，这部分贷款应该算是自力更生，也可算作扶持借贷，但在现实社会中好多农村是很难贷上50万元的。以上是当时调查数据，是天津曹子文老先生、山东汤道杰、河南赵意焕和我四人在场采访的。所以从调查情况看，“塘约村”是作为国家和贵州地方政府落实“精准扶贫”工作并向全国推广的扶贫“示范村”。所以，塘约既然是贵州省扶植起来的一个作为扶贫的示范典型，那么政府会倾心倾力给予更多的营养补给。但全国有70多万个行政村能不能像塘约村那样享受到如此大量资金、人才、技术的扶持。肯定是打岔号的。塘约是个全力扶植的特例，照这样的特例去复制或推广，国家起码需要拿出74万亿来。如果就像撒胡椒粉似的，蜻蜓点水式的政府扶持（就是《塘约道路》第120页说到的“一般认为，使用扶贫资金，不能是像撒胡椒粉似的”），那诸多村庄，即使有一个得力的党支部领导，也是难以在一年半时间里实现这一目标。如果全国农村不能像塘约那样由政府全方位的扶持，那么，走塘约道路也好，还是复制塘约模式也好，要兑现习近平说的，在2020年像塘约水准的如期脱贫，必然是一句空话。现在再回到集体化道路的话题。毛主席早在1955年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文章中谈到：许多农民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了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让它发展下去，农村走向两级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得到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对农业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合作化，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认为，毛主席的合作化，不仅意指1953年起步时期的初级合作社，而更是重在之后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化。只有按照这样的道路走下去，农民的土地才不会流转走样。因为土地等生产资料是属于集体所有，不是塘约现在颁发“身份证”确权后的私人归属。按照现行塘约村的做法，那归私人的土地等生产资料，是自由入社，也可自由退出。那么，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村里的农民是有权利自由出让或流转到比塘约合作社里更优越的他人手里的。所以，塘约的所谓“道路”，不是有利于公有制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不是可靠、可行的范例，远不及最早年代的大寨、周庄和改开中重走公有制集体化的南街村、阳山庄等，这些才是集体所有制的成功典范。所以，塘约村只能作为一种适于当今维持生产资料私有制深化改革之范例去推销而已。我们现在最急迫的，最重要的是遵照毛泽东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提倡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来实现农业生产集体化经营。这是经过60多年反复实践，有诸多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成熟案例所证明的。这近40年来三农改革，正如网络上诸多学者所认定的是复辟小农经济，是倒退。农村分田到户的小农经济拖延了我们农村的健康发展，浪费了我们的资源，理论指导陷入混乱局面。王宏甲在《塘约道路》中也多次提到毛主席的著作或思想，如“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走集体化道路的思想，宣传毛主席的工作作风——“毛主席没有写作班子，靠脚，靠自己去搞调研，沉下去，把底层的情况搞清楚了，把百姓的愿望搞清楚了，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问题”。同时，王宏甲在书中也批判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白猫黑猫”的谬论，那么我们就不要犹抱琵琶半遮面了，应实事求是地、理直气壮地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用经过长期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批判特色理论，公开宣传、教育农民走公有制的集体化道路，而不要把以“身份证”确权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抱团式发展合作社解读为“最理想的道路”。张全景同志在“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一文中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都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我们党早在1933年就制定了土改的两个文件。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更加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谁能够满足农民对于土地要求，谁就能在中国取得胜利。事实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土改的历史进步性毋庸置疑。土改极大地解放了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力。从初级合作化到高级合作化直至公社化的公有制完善、巩固，使农业的发展又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性的支持。新中国在前30年能够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由于农业公有制集体化的紧密、完善配合”。中国历史是中国农民向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走共同致富的斗争历史，正是毛主席、共产党彻底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在中国大地上，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资本和生产方式走合作化管理的道路。建国后近30年的实践，走农村集体化路子，它的实践是成功的，理论是科学的，如大寨、周家庄、南街村等就是佐证。当然以“塘约”来说，走生产资料确权为私有的而经营是合作化的方式，就改开以来的国情，也可以作为一种模式试验的，而且也可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实现了利于农民的效应。但“塘约”的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我们首先应宣传推广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下的南街村、周家庄等早已成功的农村公有化道路为妥，不必转很大的弯子刻意地去推广什么“塘约道路”。在《塘约道路》第120页中作者告诉我们说：“在采访中，我已知道，塘约所在的平坝区，2015年年底，经工商部门登记的合作社有210个，……2015年平坝区专业合作社获得财政扶持1349万元”。也就是说，全平坝一个县，政府才投入了1349万元，而塘约一个村子就倾注了政府的那么多资金，是平坝全县的四倍多。所以说，塘约村是在政府全方位扶持下，尤其是在巨额资金等外因推动下，加之有一个确实成功的党支部带领的，能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因素，仅一年半获得如此的业绩，确实是精准地落实了扶贫的政策，但它等、靠、要的色彩浓厚，不属于自力更生典范。最后我要说，左翼媒体和学者要首先宣传推广早已成功的、经过历史考验的大寨、周家庄、南街村、阳山庄等真正自力更生的模范，不要一味地去渲染仅一年多就催化起来的“塘约村”，更不要把塘约标榜为全国农村要复制的道路。那个“塘约道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对它不要太过誉了。